“日常生活”在文学叙事中从来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诚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当“日常生活像火山爆发一样大量地涌入到文学领域”时，作家的工作便不再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和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记录者，而是一次从“日常生活”中提炼“日常性”的哲学实验。李骏虎的短篇小说集《白昼天空的星辰》，正是这一叙事路径的典型实践。该集收录11个短篇及4个创作谈，作者以日常叙事为基本框架，以情感为叙事纽带，编织出亲情、友情、爱情、邻里乡情乃至家国之情等多重经验图谱。在这里，情感已不再是日常叙事的载体或单纯的私人心理活动，而是道德判断、价值选择和社会责任的承载者。

首先是“何以新之”的形式自觉。对一名技艺娴熟的写作者来说，“怎么写”似乎是比“写什么”更值得思考的命题。《白昼天空的星辰》本身就源于作者的一次创新实验。2019年仲秋，李骏虎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学生公寓的门牌上看到“何以新之”四字，语出马一浮为浙大所作校歌，全句为“何以新之，开物前民”，意指通过不断揭示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来创造新气象。这四个字不仅催生了同名小说主人公“何新之”的名字，也构成了一种创作方法论的内在宣言。李骏虎的“新之”突出表现为对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自觉更新。他坦言，“我们的文学观念其实已经很陈旧了”“艺术手段的落后和时代发展的日新月异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地明显”。为此，他在写作中学习了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运用的意识流手法，“让过去和现在的叙述交相辉映而又浑然一体”。也正是意识流的引入，为其情感叙事注入了时间厚度。何新之在儿子高考之日的种种应对中穿梭时，过去的生活经验不断涌入当下意识，当下的每一个情感困境，都成为无数历史选择累积的结果。于是，那些看似琐屑的日常情感片段，便超越了即时性的心理反应，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纵深的“日常性”存在。

其次是三重维度的情感伦理建构。一是情感的真诚尺度。李骏虎把“真诚”视为写作的底线，拒绝矫揉造作的情感表达。以真诚的写作姿态对待读者，对待笔下的人物，而不是任意摆弄他们的情感以博取眼球。葛蕙与尹南平、小雅和尹先生、柳小悦和宋梦南之间非规范性的情感纠葛，作者都没有以道德审判者的姿态介入，而是以日常叙事的从容将这些隐秘的情感形态纳入文学观照视野，完成了一次伦理多样性的审美承认。这种以真诚为情感伦理基石的叙事基调，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道德资源。二是情感的现实担当。李骏虎的文学创作始终饱含着对人物命运、时代变革的深切关注。由此生发的情感书写，也具备了一种超越私人领域、指向公共关怀的价值维度。无论是《远房亲戚》中那位曾托“我”谋求闲职的亲属，在疫情期间主动请缨奔赴抗疫前线的举措，还是《家谱》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修家谱建祠堂现象的隐性批判，抑或《太原劫》中对宁死不屈的平凡英雄的塑造等等。经由诸种叙事路径，个人情感在文本中渐次脱离私己性的窠臼，升华为一种对人民福祉、社会正义、民族存续乃至历史走向的责任担当。三是情感的向善导向。李骏虎的作品不沉迷于发泄负面情绪，而是把情感当作净化人心的力量。虽然也写到生活的艰辛，写到情感中一些不得已的“残忍”，但落脚点却始终是温情与关爱。正如《白昼天空的星辰》的标题所蕴含着的“星星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只是我们在白天看不见而已”的隐喻一样，主人公在“婚姻家庭事业各种难缠与琐碎中，仍能保持45度角仰望星空，相信白天仍有星辰”，就是这种向善情感最好的诠释。

最后是以裂隙与微光相呼应的辩证张力。一方面，李骏虎笔下的情感世界从不回避现实的破碎，婚姻的疲惫、情感的错位、亲缘的疏离、历史的创伤，都以日常叙事的方式得到如实呈现；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些裂隙处，作者为其注入了生命的微光。从社会学的视野来观察《白昼天空的星辰》中的情感书写，不难发现作者精心构筑的情感伦理其实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精神困境的一种回应。在价值多元而意义匮乏的时代，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伦理秩序失序或解体的时刻，个体如何安顿自己的情感？情感是否还能作为一种伦理资源而被依赖？《白昼天空的星辰》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李骏虎笔下的情感伦理既不是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现代个体自由的盲目颂扬，而是在日常叙事的细密展开中，寻找一种既尊重个体感受、又指向公共善好的情感形态。

李骏虎曾说，“现实主义是最先锋的”，其先锋性不在于形式的激进，而在于始终有能力以新的方式回应时代诉求。《白昼天空的星辰》正是在现实主义的美学框架下，通过叙事形式的选择与情感伦理的赋值，将宏阔的社会困境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情感经验，从而完成了一次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精神深处的情感勘探。这或许正是当下文学“何以新之”的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