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徐克是多年的老领导。一见面也不需要客套寒暄,马上就直奔主题。
徐克详细介绍了盐南市公安工作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他对某件事某个人有什么看法,也毫不隐瞒。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退休干部,其言也真也诚。但我的看法不要成为你的看法——因为人也是会变的。”
徐克特别详细地介绍了“4·19”案件的侦查思路和所做的工作。说到动情处,他眼睛湿润了。
“我干一辈子刑警。这个案子给我留下的遗憾最大。这个案子有破的条件——DNA检材十分完整清晰。工作不要停下来,要继续排查。”
围绕“4·19”案件,他们俩谈了很多很多。越谈,关玉堂心里越有底;越谈,关玉堂信心越足。
分别时,徐克说:“你不是问怎么当好盐南市公安局局长嘛——我送你十字真言。”
关玉堂停下脚步,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徐克顿了顿,一字一字地说:“相信你一定比我干得好!”
说完,两个人会心大笑。
关玉堂履新后,和高志勇进行工作交接。
高志勇说:我手头的其他资料都交档案室了。唯有“4·19”案件的资料——包括我的笔记本——我留给你。
关玉堂知道,这个不一般的“留”,是一份责任的移交,是一份希望的寄托。
他暗暗地下决心:我一定要跑好这一场接力赛,绝不辜负前辈的嘱托、人民的期望!
第6章 Y染色体迷宫
当各项工作安排就绪后,关玉堂开始上手“4·19”案件。
他把“4·19”案件卷宗全部调出来,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白天处理日常公务,晚上就趴在卷宗上研究。他反反复复地看。每看一遍,总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却又说不上来。
那个年代,互联网兴起不久。年轻人每天上网,QQ、贴吧、论坛都很热闹。
关玉堂想起了徐克的“围观”说——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在网上“围观”呢?
他立即安排网监民警在各类网上社区制造“4·19”案件话题,吸引网民讨论。他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出发,这个人一定高度关注案件侦破,或许还会参与讨论——狂妄型的甚至会发表“高论”。对这些网上重点人落地查人,也许会有想不到的收获。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先后创建QQ群、贴吧、论坛32个,网民在话题讨论评论中举报或提供了一批线索,先后又带破强奸、猥亵、盗窃、抢夺等刑事案件75起。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案子还是没有进展。
关玉堂急得嘴角起泡。
“这个案子有破的条件——DNA检材十分完整清晰。”他回忆着徐克介绍“4·19”案件时的情景,翻阅着高志勇留下的关于“4·19”案件的资料和笔记。
“这个案子,我们下了很大功夫,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可这么多工作做下来——握在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他在一次专案会议上问。
大家面面相觑。
“还是DNA数据。”关玉堂说,“我们手上有犯罪嫌疑人的常染色体数据、Y染色体数据,还有血型。这些是不会撒谎的证据。指纹可能被破坏,脚印可能被踩踏,监控可能不清晰——但DNA不会。它就在那里,等我们去比对。”
他的声音不高,却坚定有力。
“怎么让实验室里的DNA数据能说了话?怎么能让它指向一个范围,进而锁定一个对象?我们要拓宽思路——和兄弟省市公安机关合作,和生物遗传方面的研究机构合作——争取找到新的出路!”
关玉堂买了一大堆生物遗传、细胞基因学等方面的书籍研究。
现代生物学认为,人体由细胞组成。人类基因组是人体细胞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由30亿个DNA碱基对组成23对共46条染色体——包括22对44条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
这个性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女性由两条X染色体组成,一条来自母亲,一条来自父亲。男性由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组成——X染色体来自母亲,Y染色体来自父亲。
迄今为止,生物学研究认为每个人的常染色体数据是唯一的。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常染色体数据被认为是确认死者身份和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首选证据。
过去三年,围绕犯罪嫌疑人常染色体数据做了大量工作。排查范围不断扩大——从案发中心点方圆3公里扩大到5公里,从16岁至65岁扩大到14岁至70岁之间。
专案组将范围内的行政区域划分为4个片区、28个小组。每个片区都绘制平面图。区不漏户,户不漏人。逐人见面走访排查,造册登记。
对符合条件的近十万人进行梳理,筛选出无法合理排除的人员进行血样采集、检验、比对。经过多次认真“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截至2013年10月,专案组共采血37199人。通过血型排除9896人。做常染色体检验排除27303人。
三年中,专案组通过检验的常染色体数据入库比对,破获陈年杀人积案12起,破获其他刑事案件240余起。
每破一案,关玉堂都会作批示,对参战民警予以表扬。有一次,他批了一段加引号的话,“对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声的默许。”我上网搜了搜,这是莎士比亚说过的一句话。
不放过任何犯罪,确保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关玉堂的坚守,是整个公安队伍的坚守!
“要把不可能逐项排除,把剩下的路走到底。”
关玉堂的决心,感染着专案组的每位民警。
转机出现在2013年11月11日。
一条《复旦公布曹操家族DNA》的报道引起了关玉堂的重视。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通过考古发掘的曹操家族墓,提取到曹操叔祖父曹鼎牙齿的DNA,然后进行Y染色体比对,确认了曹操后裔。
关玉堂放下报纸。窗外的阳光照在报纸铅字上,那些DNA图谱像密码一样排列着。
他突然问:“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呢?能不能通过Y染色体找到家族,再在家族中通过常染色体找对象?难度有多大?代价有多高?”
文丰虎说:“这种破案方法有三个风险,一是Y染色体本身具有突变性;二是非婚生子就会中断,比如抱养、过继、私生子等,还有迁徙、改姓、移民等;三是家系众多,范围太广,成本昂贵。这也是破案中不用Y染色体的重要原因。”
可关玉堂不这么想。
他反复问自己,不断地回答、否定、肯定。他越想越清楚——
这就是剩下的那条路。
他在白纸上写下三行字:
父系。
家族。
对象。
第一行下面,他写:Y染色体。
第二行下面,他写:同祖同宗。
第三行下面,他写:常染色体甄别。
这三行字后来成了专案组技术路线的雏形。看起来简单,真正要落地却隔着山。Y染色体能找到父系家族,但中国农村的姓氏、血缘和户籍并不总是重合。有人随母改嫁,有人过继,有人抱养,有人逃荒改姓,还有人家谱断了、祖坟迁了、老人去世了。
Y染色体给出的不是门牌号——是一片迷宫。
关玉堂把这个想法电话讲给徐克听。徐克听完,没有马上表态。沉默了几秒。
“如果查到一半,发现嫌疑人是外来人员呢?”
“那说明我错了。”关玉堂说。
“如果查到一个家族,常染色体全部排除呢?”
“那说明中间有改姓、过继、非婚生等情况。继续往前追。”
徐克听着,又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一下。
“你这是要把一个县的祖宗都翻出来。”
关玉堂也笑:“案子把我们逼到这儿了。”
他们那次通话后,徐克和我说:“关玉堂不是典型刑警。他不像高志勇那样靠现场,也不像李大武那样靠实验室。他像个下围棋的人——愿意为了一个远处的劫,先在角上落一子。这样的人,容易被人说成绕远路。但有些案子,近路早就断了。”
一旦认准了,马上就干。这是关玉堂的风格。
他召集专案组紧急会议,让大家跳出常染色体比对的惯性思维,尝试用Y染色体开展家系排查——先找家族,再找对象。
“Y染色体由父亲传给儿子,代代相传,几乎不发生重组。”他解释,“同一个父系祖先的所有男性后代,Y染色体上的特定区域几乎完全相同。如果我们在古丹县找到与犯罪嫌疑人Y染色体数据一致的家系,就等于找到了他的家族。锁定家族之后,再通过常染色体检验逐人甄别——就能找到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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