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接合：大众文化的冲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做生活》《人生的容量》《刘项原来不读书》等学术著作、散文集、学术随笔集10余部。主编有《文学与大众文化导论》等，合译有《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等。

赵勇的散文常常有着思想的穿透力，加上他风趣随性的文风，其散文具有浓厚的个人风格。《漫长的告别》可以看作他对导师童庆炳意义非凡的纪念。

教师节前夕,本版今日特刊发赵勇就其作品撰写的自述和一篇该书书评，以飨读者。 ——编 者

按照童庆炳老师说法，我这本书是在“一个单元”的时间内完成的。所谓“一个单元”，是童老师在晚年经常念叨的一个说法，其大意是：“学人治学一般以10年为一个单元，只有在一个单元内集中做一件事，深挖洞，广积粮，勤思精研，穷其所有，才能把它做到极致。”我这里借用“单元论”，只意味着此书是在童老师去世之后的这个单元里断断续续完成的，而绝不是说已把它做到了极致。因为这10年我常常一心多用，并未专做这件事情。而目前，它也只能以这个样子行世。

可能有人会问：关于童老师，为什么你要写这么多东西？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是我的导师，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人物。

想当年我在晋东南师专教书时，只要我愿意，是完全有可能被调往太原的。但我的调动申请只是写了一半，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因为我觉得省城虽好，但要想搞出点名堂，恐怕还得去北京发展。于是我开始考博，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直到1999年才考到童老师门下。记得童老师大谈“单元论”时，我曾如此回应：“我太笨，别人都是一战封神，我考博，却花了‘一个单元’的时间。”

所以，当我在此书后记中引用德国哲学家施韦泽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当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比附童老师时，绝非随便一说，而是真想通过讲述童老师为人治学的故事，彰显业师精神，表达弟子谢意。尽管我知道我这支秃笔还远不够出神入化，但我依然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也就是说，既然我在“一个单元”里没有一心一用，我花“两个单元”的时间行不行？

其次便是童老师这代人值得写，有故事。

像许多30后学者那样，童老师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冲杀出来的。而他能筚路蓝缕，先是辅佐黄药眠先生建成全国高校文艺学专业第一个博士点，随后又通过其车头作用，带出一支文艺学专业的“梦之队”，最终在世纪之交，把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打造成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绝不是过过嘴、遛遛腿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精力。我进北京师范大学虽晚，却也亲自参与和亲眼见证了童老师弄基地、建中心的种种壮举。后来，童老师把拿下重点基地看成是他这辈子做成的三件事之一，可见这个基地在他心目中何其重也！而有了这个基地，也就有了某种辐射全国的功能。童老师本来就因为主编《文学理论教程》而享誉全国高校，后来又因为基地加持，就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此，把童老师看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是不是需要大书特书？

第三，以我之见，童老师是学术中人，也是性情中人，他的种种言行既有史料价值，也是学界趣事。把它们讲出来，便可以大大丰富局外人对学界的认知，甚至会让“理论是灰色的”之说法无地自容。想起我访谈余华，他说过童老师这个人没法写，因为“他的人就是这样，你要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的话，他不够生动……他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你就没法写”。记得聊到此处，一方面我俩大笑不止，一方面我也暗自庆幸：余华啊余华，你虽然也是童老师的学生，但你与他毕竟接触少，缺“把柄”。而在我这里，童老师的“把柄”可是一抓一大把啊。既如此，我不写谁写？或者再说句大话，我写童老师，一定会比张三李四王麻子写得更生动、更饱满、更有血有肉，也更摇曳生姿，为什么呢？手中“把柄”多耳。

于是，尽管我写童老师已写成了这本书，但可写的依然很多，比如他心心念念想写的那个小说，题目都有了，叫《赵勇评教授》。但他还没来得及写，就遽归道山了。这样一来，其写作重担岂不是就落到了不才赵某肩上？

所以，各位读友，你们就等着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