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剧院创排打磨的《大唐明月》，以李白与郭子仪的知己交谊构建叙事主线，以明月贯穿全剧精神脉络，今年7月在丁果仙大剧院焕新上演，凭借规整醇厚的晋剧程式、层次丰满的人物塑造、古今相融的舞台美学收获广泛认可。

晋地文脉与月色风华

晋剧扎根于晋中地域文化，中路梆子自成型之初便吸纳了太行山与汾河谷地的民间歌谣、秧歌曲调，黄土文化厚重质朴的气质渗透在声腔、叙事、表演的各个环节。《大唐明月》将叙事起点放在唐代太原，以李白游历并州开篇，串联起与山西籍名将郭子仪的早年际遇，让盛唐故事落地三晋土地，天然搭建起唐文化与晋地文化互通的审美桥梁。

剧目没有铺陈宏大战争场面，选取二人相遇、相知、相救、相惜四段人生交集构成叙事骨架。文字史料中仅简略记载的文人与武将交集，经由剧本细化为充满烟火气与文人风骨的戏剧情节。汾河风物、边塞营帐等本土景观嵌入剧情，让千年之前的太原城不再是抽象历史符号，而成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戏曲叙事空间。

明月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首先承载着地域历史的审美表达。汾水两岸自古有望月抒怀的民间传统，晋中民间歌谣常以明月寄托离别、知己与家国情思，与李白诗歌中月的意象形成跨时空呼应。主创团队没有将明月设定为单一抒情道具，而是让意象贴合晋地文脉分层落地。李白月下纵酒抒怀的段落，唱腔婉转绵长；郭子仪月下自省、心系边塞的桥段，声腔高亢沉郁。两种人物心境对应两类明月意象，同步贴合三晋百姓世代延续的情感逻辑。

声腔程式与人物塑造

《大唐明月》的音乐唱腔设计遵循中路梆子本体规范，完整保留了平板、夹板、二性、流水、介板、滚白、导板全套板式结构，在此基础上完成适配新编历史题材的声腔改良，构建贴合人物身份的声腔表演。

主演孙红丽以须生行当演绎李白，完整沿用晋剧须生苍劲凝重、舒展开阔的润腔特质。李白怀才不遇、望月赋诗的段落多用流水和二性板式，旋律起伏开阔，力度随人物心境逐层变化。人物狂喜时唱腔节奏加快，音色清亮上扬；独处望月心生怅惘时切换滚白板式，节奏放缓，拖腔绵长，依托字音起伏传递内心郁结。演唱遵循以情设腔的传统准则，依托演员自身嗓音条件和现场反馈完成活口润腔，每一轮演出均有细微变化，人物情绪表达更具临场感染力。

青年花脸演员闫贺贺塑造郭子仪，依托晋剧花脸行当雄浑厚重的腔型特征区分声腔层次。少年郭子仪路见不平时多用介板，短促有力的板式匹配少年意气；成年之后心系边塞、感念知己恩情时切换夹板，唱腔沉稳克制，弱化外放式宣泄，贴合武将内敛厚重的性格底色。两个行当的声腔形成鲜明听觉对照，文人婉转绵长的唱腔与武将雄浑铿锵的板式交替出现，依托听觉区分两类人物的精神特质。

舞台程式特技进一步丰富了表演层次。全剧延续一桌二椅的传统虚拟写意舞台逻辑，不堆砌繁复实景，依靠身段、台步、水袖完成空间与心境的表达。李白醉酒望月段落，水袖随月光意象舒展起落，长袖的幅度呼应诗文洒脱旷达的气质；郭子仪军中自省桥段沉稳收敛，程式动作外化人物内心思虑。表演坚持程式化与生活化相融，夸张特技不脱离人物逻辑，生活化的细微神态不丢失戏曲表演规范，实现神形兼备的舞台审美效果。

舞美光影与明月意象

《大唐明月》在多轮修改提升中，联合戏曲理论专家、历史学者、舞台美术名家开展多轮研讨，对舞台视觉体系完成全方位升级，围绕明月核心意象搭建分层视觉结构。

布景设计放弃厚重的写实实景搭建，延续戏曲虚拟写意传统，以简约流动的纱幕、渐变光影模拟汾河、并州城楼与边塞月色。整座舞台没有固定不变的硬质背景，依靠灯光明暗切换完成场景转换，月光光影贯穿全剧所有场次。人物独处抒情的段落，冷调月光铺满舞台，留白式布景将观众视线集中于演员身段与唱腔；两军对峙、人物相救等冲突段落，月光转为厚重暖色，衬底布景增加极简唐风线条，平衡写意质感与历史氛围。

服饰道具严格贴合唐代历史风貌，同步适配晋剧行当表演需求。李白衣袍线条飘逸轻薄，适配水袖大范围舒展动作；郭子仪戎装兼顾武将表演程式，配饰纹样融入三晋传统纹饰，将唐风服饰与晋地民间审美自然结合。酒盏、长剑、书卷等小道具均围绕月、诗、酒、剑核心古典元素设计，持续强化全剧统一的视觉符号。

灯光成为串联全剧意象的核心载体。主创团队以月光作为统一视觉主线，不同场次调整月光的亮度、色调、投射范围，对应人物心境变化。二人月下对饮畅谈时，柔光铺满舞台，光影边界柔和朦胧；李白蒙难、郭子仪奔赴相救时，月光转为冷调侧光，分割舞台空间，烘托人物命运跌宕的压抑氛围。灯光不追求炫技式特效，所有光影变化服务于叙事与人物内心，现代视觉技术始终服务于戏曲本体审美，不割裂传统舞台的写意内核。

知己情义与家国理想

《大唐明月》以历史人物的知己情义为表层叙事，深层承载着忠义担当、知恩图报、心怀家国三重精神意蕴，兼具思想深度与正向美育价值。

知己情义是全剧最直观的精神内核。文人与武将身份不同、人生道路迥异，乱世之中相互扶持、彼此感念，跨越身份阶层的纯粹情谊构成叙事核心。剧目没有刻意拔高人物行为，以生活化对话、月下对酌、危难相救等平实情节展现情义的分量。二人相救情节互为呼应，让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脱离说教，转化为可共情的舞台故事。

家国情怀依托人物的人生选择逐层铺展。李白一生渴望以文济世，诗文之中藏着山河社稷；郭子仪扎根并州，少年时便心怀安定边塞的志向。二人的知己之交从未脱离时代背景，个人情义之上始终安放着对天下苍生的共同关切。全剧结尾，一轮明月高悬舞台，一人执诗卷、一人握长剑，文人笔墨与武将刀兵共同指向山河安定，个体知己情义升华为跨越个人得失的家国理想。

剧目依托传统戏曲审美完成对时代命题的探讨，借盛唐并州的人物际遇，叩问理想坚守与道义取舍。精神表达藏于唱腔起伏、身段细节、光影意象之中，观众跟随剧情推进，从人物命运中感知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戏曲舞台的美育功能自然落地。

《大唐明月》的焕新上演给出了清晰的启示：守持戏曲本体、深挖地域文脉、温和吸纳现代舞台表达，地方戏曲便能在新时代舞台持续焕发生机，以温润醇厚的本土声腔，讲述根植土地的人文故事，让跨越千年的戏曲韵味长久流传。

（作者分别系吕梁学院晋绥学研究院讲师、吕梁学院晋绥学研究院教授）

文内配图均为《大唐明月》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