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一亩见方的地，便是母亲的枣园。几十棵枣树生得随意，粗的有如壮汉臂膀，细的恰似姑娘腰肢，高高低低，错落着立在土墙内。母亲一天总要进去两三回，像照看孩子似的。

夏日里，枣花开了，米粒大的黄花藏在叶间，风过处，送来一阵细碎的甜香，不浓不烈，却沁人心脾。那香气是悄无声息的，如同母亲在灶间忙碌时哼着的小调，不刻意，却无处不在。

到了秋天，枣子便由青转红，先是腮边一点红晕，渐渐地整颗都红了，挂在枝头亮晶晶的，像是谁点了一树的小灯笼。母亲每天清早都要在树下站一会儿，仰着脸，一颗一颗地看过，眼里有光。

打枣是枣园最热闹的时候。母亲请了亲戚来帮忙，本家的林虎弟弟最是灵巧，三下两下便攀上了树顶。他握着长长的竹竿轻轻一摇，红枣便“噼噼啪啪”地落下来，叶与枣齐飞，红与翠相衬，竟有些诗里“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意趣，只是这意趣里，满是欢喜。母亲站在树下仰头指挥，手拢在嘴边，声音响响亮亮的：“林虎，左边那枝密！对，就那儿！”

树下，女人孩子们弯腰拣枣，嘴里不闲着，边拣边吃，脆生生地嚼着，说着谁家的新鲜事，笑作一团。母亲拣得最快，一双手像是有眼睛——那双手我见过无数次，糙得像枣树皮，指节粗大，掌纹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却能准确地绕开树刺，将饱满的红枣拾进筐里。但她不时直起腰来，用袖子揩一把额头的汗，眼睛扫过全场，喊一声：“二妮子，你那边漏了几颗！”“他叔，小心那根斜刺！”嗓门不大，那声音却像长了脚，满园子都听得清。

枣子在前院堆成了小山，红艳艳的，映得满院生辉。母亲蹲在枣堆旁，一颗一颗地挑，把有虫眼的、磕破皮的拣出来放到一边——那些留着自己吃。待尘埃落定，她便给每位帮忙的亲人装上一布袋，布袋是头天晚上就缝好的，边角扎得密密实实。装枣时她总要抓起一把再添上一把，布袋撑得鼓鼓囊囊，沉甸甸的。那一袋袋枣，是谢意，更是情分。

卖枣却是另一番辛苦。母亲挑了最好的硬红枣，两筐满满的，用扁担挑着，走上五里地去火车站的集市。在人声嘈杂中，她放下担子，也不急着吆喝，先拿毛巾把脸擦了，拢一拢被风吹乱的头发，这才笑眯眯地抓一把枣子递给路过的人：“尝尝，自家树上结的，甜着呢。”她的声音不高，带着枣乡人特有的软糯尾音，像在跟街坊拉家常。人们尝了，多半会买。母亲从不在秤上做手脚，称完了总要再添上几个，手腕一翻，红枣便像变戏法似的又落进袋里，嘴里说着：“多几个，给孩子甜甜嘴。”

一趟下来，嗓子哑了，肩膀也压出了红印——晚上我见过她撩起衣服，那两个深深的印子像两枚暗红的印章，印在瘦削的肩头上——但她的眼睛是亮的，数钱时一张一张抚平了，用旧手绢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卖完了枣，她牵着我到熟食摊前，切一块油汪汪的猪头肉，用纸包了塞在我手里。她自己从来不吃，只笑眯眯地看着我，偶尔伸手把我嘴角的油星子抹掉。那肉香混着枣香，是我童年里最富足的滋味。

最精致的要数做酒枣。母亲将洗好的枣子摊在竹筛上晾干，一粒粒饱满坚硬，像红玛瑙。她取来两只圆圆的瓷坛，坛身上画着牧童骑牛吹笛的图案，青花淡淡的，很是雅致——那是她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比我的年纪还大。红枣拌上酒，她不用勺子，就用手掌一下一下地翻，那双手便也染上了酒香。装入坛中，再浇上少许酒，她用黄泥封了口，封完还要用手指把泥抹平了，像在修饰一件艺术品。

那半个月里，我总忍不住去坛边转悠，贴着耳朵听，仿佛能听见枣子在里头悄悄变甜。母亲瞧见了，便笑着拍我的后脑勺：“馋猫，再等等。”

开坛那天，姐弟五人围了一圈，屏着气。母亲揭开泥封的瞬间，一股醇厚的甜香猛地溢出。她夹出第一颗，先吹了吹，递到最小的弟弟嘴里，然后依次分给我们。枣子入口，甜、脆、酥、香，还带着一丝酒的甘洌，咬下去“噗”的一声，五个孩子便一齐咂着嘴嚼着，尽情地享受着那份甜蜜。母亲站在一旁，自己一颗也没尝，只是看着我们，眼角的皱纹像枣树干上的纹路，一圈一圈，盛满了笑意。

去年9月，母亲走了。她走的时候，枣园里的枣儿仍挂满枝头，只是再没有人张罗着打枣了。我有时独自走进后院，看那些枣树在风里摇着枝叶，簌簌地响，仿佛还在说什么。那两只画着牧童的青花瓷坛还在老屋的柜顶搁着，落了薄薄的灰，我再没有打开过。那一园的枣香，终究是散了。可她往布袋里多添一把枣的慷慨、她对子女无私的爱，永远都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