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朔州，辽有木塔，金有崇福寺。一塔一寺，撑起了朔州辽金文化的半壁江山。如果说应县木塔是辽代留给朔州的一顶皇冠，那么崇福寺弥陀殿，就是金代为朔州树起的一座丰碑。

一、金代三大、四大古建概述与崇福寺的皇家血统

朔州辽金文化的代表作，辽代有应县木塔，金代有朔城区崇福寺。金代代表性古建有三大、四大之说。三大古建是指朔州崇福寺、大同善化寺、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四大之说，还得加一个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这些古建的始建年代多比金早得多，但留下的代表性建筑却为金代所建成、进行核心或整体性重修，所以仍可视作金代古建。而且无一例外，全部为佛家寺院中的主殿建筑。

首先要肯定一点，朔州崇福寺是其中最具完整性、艺术遗存最丰富的金代佛教古建典范，也是金代西京路朔州地域文化的最重要实物见证。

之前介绍南宋与金的历史脉络时，我们已提到了朔州的崇福寺。这里再将其历史作一简介。唐麟德二年（665年）始建，初名不详。辽代称为林衙署，后称林衙寺。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敕建弥陀殿、观音殿，奠定了金代格局。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赐额“崇福禅寺”。金世宗期间崇福寺已基本建成，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悬弥陀殿巨匾。这个匾额高4.2米，宽2.7米，是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华册式牌匾，也是全国现存最大的金代匾额。从上述意义可以看出崇福寺的金代皇家血统。

二、崇福寺与其他金代古建的共性特征

首先我们看崇福寺与其他金代古建的共性特征。

建筑基底，承袭辽制，兼容宋风，形成了金代的特有范式。既有辽代粗犷雄浑、构架简洁的基本特征，亦有宋代精细规制、比例协调的新潮范式。

材质与主要结构，纯木为主，榫卯工艺，适配北方环境。与应县木塔一样，适配塞北干旱、多风、多地震的地理环境，以榆、松、柏等硬木为主，耐腐、抗风。

规制布局，均为汉传佛教建筑，契合前堂后寝规制，服务于北方少数民族与汉地人民的趋同信仰。中轴对称，主殿居中，坐北朝南。

建造区域，这些古建分布在金代核心统治区燕云十六州范围之内，尤其是三大或四大古建，在金代西京路境北和河北东路、冀中地区，是金代汉化深入、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中心区域。在此修筑寺院，本质是以文化认同加强金朝的政治统治。

工艺特征，普遍采用金代标志性木构手法——减柱造、移柱造，减少内部内柱，移动柱位，扩大殿内空间，以适应较大规模的佛事活动。斜拱及斗拱斜向出挑，增加承重和装饰性。再一个特点就是彻上明造。古代木构建筑中，“彻”代表通透、贯穿、完全暴露的意思。彻上明造是建筑室内顶部的重要构造做法，不设天花板，没有藻井等遮挡层，让屋顶的梁架、檩、斗拱等木构骨架完全外露。

说到底，这些金代古建就像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几个徒弟——基本功都一模一样，但各有各的脾气秉性。共性使它们同属一个时代，个性才让它们各成一座高峰。崇福寺，就是功夫最好最全面的大师兄。

三、崇福寺弥陀殿的独特之处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崇福寺与其他辽金代表性古建的特色差异。

因朔州大同地理相连，近年来受游戏《黑神话·悟空》宣传的影响，朔州崇福寺与大同华严寺成为一条辽金古建旅游线路的两个点，因此把辽代的大同华严寺和其他辽金古建一并作为参考比较。

时代属性不同。大同上下华严寺主体建筑均始建于辽代，金代虽做重修，基本架构与整体风格、布局结构、逻辑仍以辽代官式建筑为主。坐西朝东，体现辽代的太阳神崇拜，气势雄浑，体量庞大，是辽代皇室寺院的典型代表。大同善化寺则是辽金两代叠加的建筑群，辽代建基，金代扩建并重修，所以整体上呈现出辽代厚重与金代规整并存的过渡性特征，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辽金寺院建筑群。五台佛光寺文殊殿，虽建于金代，却受宋代《营造法式》影响较大，结构大胆，减柱幅度很大，更侧重于宋金民间建筑的灵活风格。正定隆兴寺摩尼殿是纯宋代原构，保存着中国古代建筑中独一无二的十字抱厦形制，代表的是宋时的建筑精巧、舒展而富于变化，是宋式古建艺术的杰出代表。这几座古建，各有各的出身和路数，各有各的看家本领。而具体到朔州崇福寺的弥陀殿，则是纯粹的、标准的、成熟的金代中期官式建筑，没有辽代主体结构的影响，更不受宋代新制的束缚，是金代建筑体系吸纳辽宋精华、在传承中创新的自身体系的顶峰之作。

结构与空间营造上，崇福寺弥陀殿有着自己的特色。虽然都是减柱移柱造，它没有大同华严寺与善化寺那么克制，也没有五台佛光寺文殊殿那么极端，不是单纯追求超大空间，而是做到力学合理、空间开阔、礼仪规整的完美结合。著名古建学者柴泽俊先生评价，弥陀殿采用减柱和移柱法，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大胆创新。在这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金代巨殿中，把殿内当心五间的中柱减去，前槽原有的四根金柱只保留两根，并移置到次间中线上，有效地扩大了佛坛与礼佛区域的空间。

还有更奇绝的，弥陀殿里藏着一处断柱负重的奇迹。柱子是断的，上下两截就那么怼着，没有榫卯，没有铁箍，硬是扛了近千年。柴泽俊发现，殿内四根金角柱上部腰檐处，因四向袱枋卯洞交错叠置，柱身已被挖空，金代工匠索性于卯洞处将柱身截为上下两段，直接对接承重，中间没有榫卯相系，也没有铁箍束固，却安然存世近千年。柴老称之为“中国唯一的奇构”。如果说减柱移柱是“偷梁换柱”的智慧，那断柱负重简直就是“半截柱子撑起一座殿”的胆魄。这份胆魄，放在今天的设计师面前，怕是也要倒吸一口凉气。

屋顶与开间尺度上，崇福寺弥陀殿与华严寺、善化寺等多用庑殿顶不同，与隆兴寺摩尼殿的重檐八面抱厦也不同，而是采用单檐歇山顶，比例端庄沉稳，既不失官式建筑的威严，又兼具金代建筑舒展大气的特色。

艺术遗存方面，下华严寺的辽代彩塑被誉为“辽代塑像宝库”，上华严寺与善化寺兼具辽金彩塑与壁画，佛光寺文殊殿保留了金代壁画和塑像，隆兴寺摩尼殿以宋代塑像与整体格局见长。别人是“单项冠军”，崇福寺却是“全能选手”——它集金代壁画、彩塑、匾额、琉璃、门窗于一殿，是全国唯一一座金代“五绝”俱全的古建筑，其艺术完整度与历史信息丰富度实为罕见。走进弥陀殿，等于走进了一座金代艺术的博物馆，满眼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真东西。

与应县木塔在辽代的地位一样，崇福寺在金代同样代表着朔州地域文化，是整个金代的一座高峰。其文化价值在于，它是金代北方汉化与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是金代留给朔州地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朔州作为燕云十六州的西部门户，从辽到金，始终是北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区和传播节点。崇福寺在辽代修缮，金代重建，深刻见证了辽金两代朔州地区文化的重要地位与发展延续，见证了朔州由蛮荒之地到文化高原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宗教价值在辽代应县木塔的基础上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平台，与应县木塔一道，成为辽金两代皇室崇佛、以朔州地区为家庙所在地的倚重心理的体现，由此形成辽金西京地区佛教传播的主要道场，是金代“以佛治民”策略的直接体现，是汉传佛教在北方延续发展的重量级载体。其建筑价值正如应县木塔之于辽代一样，体现为金代木构建筑的集大成者。其艺术价值以“五绝”为代表，堪称金代佛教古建艺术之最。

四、崇福寺的建造保障与时代背景

作为拥有以上四大价值的朔州崇福寺，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建造的？木塔之于辽代，处于鼎盛末期，花开未败之时；崇福寺之于金代，却正处于其鼎盛前期的花苞初放之时，是金代中晚期“大定之治”之前的文化产物。

扩建崇福寺，人、料、财、技四大保障体系，一如当年木塔修建一样。金皇统三年（1143年），朝廷下令扩建，由朔州节度使、开国侯翟昭度奉敕主持，是一项等级极高、组织严密的大型营造工程。人工、物料、资金、技术四大核心问题，全部由官方统筹、区域调配、辽宋技艺融合的方式系统解决。

工匠主要来自西京大同的官匠和朔州本地的匠户，同时吸纳了来自汴梁的原北宋高级工匠。重型构件吊装与铁器加工有军匠组织实施，寺院僧人承担辅助杂役。

物料取自朔州周边的恒山、管涔山的松木、柏木，砖石台阶就地取材烧制。弥陀殿琉璃脊饰由临近的原平崞阳和本地官窑烧造，部分高端物料从汴梁转运。

资金亦由财政拨付为主、多方补充支撑。套用应县木塔费用算法，工程总费用约两至三万贯，直接造价相当于现在的800万至1500万元，按现代古建工艺复建成本约高达1亿至1.5亿元。与辽建应县木塔时的情景一样，南宋每年向金缴纳的“岁贡”为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比北宋贡辽的都多。崇福寺建没费用，其中七八成由金熙宗下令、西京路转运司直接财政拨付，剩余部分由朔州地方军政系统经费补充，辅以官绅士俗的功德捐赠以及寺院田产租税等。钱袋子稳稳当当，工程才能顺顺当当。

技术支撑方面，崇福寺兼具辽金两大营造体系，形成独树一帜的金代官式风格，代表了金代北方建筑的最高技术水平。

千年之后，木塔以孤绝之姿立于应县，崇福寺以华美之态藏于朔城区。一塔一寺，一辽一金，循着一条桑干河，共同守望着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之火。它们是这片土地留给历史的两个惊叹号，也是朔州递给世界的两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