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沉潜深耕，从《张瑞玑年谱》的史料钩沉到《张瑞玑传》的人物立传，两部大著，堪称“煌煌”。正如其在后记里所言，继《年谱》之后的《传》，作者卫洪平先生将戴名世《史论》“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当作写作的圭臬，为清末民初“风骨凛然”的晋地先贤张瑞玑，立起了一座鲜活的精神丰碑。卫洪平先生的笔力温润而扎实，有着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让这位被时光尘封的民国巨子、晋省乡贤重新走进世人视野。

读这本书，相当亲切，也相当佩服。这不是客气话。

说亲切。是因为书中有两处涉及到两个人物与我有些关系。

一是开首写到家世。传主张瑞玑先生有一个表伯，叫史禹庭。书中说的明白，赵城楼村史家与传主赵城西门张氏为姑表亲，是晋南名医。恰好，这个禹庭公是我同学的宗祖。我同学叫史壮举，创办临汾阳光教育集团。他们家就是中医世家，其十世祖史文魁公是禹庭公的伯父，乃楼村中医世家开山之祖，为首代。禹庭公为第二代。到我同学这一辈，仁术已传承八代，虽然他本人没有悬壶济世，但汤头背得非常溜，敢给你开方子。只是没有人敢吃他的药罢了。

这不重要。书中提到禹庭公七十四岁生日寿辰，传主张瑞玑给献上一篇寿序。“红叶村中，白云作伴，秋声馆里，新月催诗”之类，我就特别感慨。临汾、洪赵地区，历金、元、明、清，一直是全国印刷出版中心，诗学传统深厚。亲友之间的酬酢诗是乡间文化活动日常。直到今天，我这位会开药方的同学每有亲友乡聚，必有诗和。他对平水韵的掌握和熟稔是我们这一茬人里少有的。

这种浓厚的文化传承，是张瑞玑先生成长的环境，反过来讲，张瑞玑先生又提升和推动了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

因为与自己有关系，一下子就增加了自己对这本传记的兴趣，现场感有了，身世感也有了。

二是，1913年，张瑞玑先生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省民政长，坚辞未就。接任他任民政长的，是我的老乡赵渊先生。只是赵接任不久，就在家乡去世了。这个赵渊先生是前清进士出身，在四川各地做知县、知府长达二十年，后移任黑龙江布政史。任山西省民政长，实际上是平衡民国初年山西复杂的各种派系之争。赵渊先生在四川，在黑龙江政声甚好，章太炎先生曾盛赞。但我们这个乡贤，在家乡知者甚少，他的后人也不知所踪，几乎没有什么资料留下来。是闲暇时看其他资料，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乡贤。他1913年任民政长当年去世，我一直以为张瑞玑先生是接任者，书里解惑，方才知道其中曲折。

感谢卫洪平先生有以教我。

为什么说佩服呢？

“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为写作圭臬，强调的是现场感、带入感。《张传》是一部实录性的编年叙事，但绝不等同于《年谱》的扩大。《年谱》《年表》是作传的基础课，每一部传记都需要下这个功夫。卫洪平先生做的《年谱》详实而浩大，已经详细将张瑞玑的一生完整呈现出来。《张传》则以“实录”为准则，将张瑞玑放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中，放在民国肇造动荡不居风云际会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书写，有来龙，有去脉，有轮廓，更有细节。所以，这部书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之外，更有更强的文学性。文学性，就是将人物给立了起来。卫洪平先生在凌晨写完最后一节，掷笔长叹“我尽了全力”，我是理解的。这个人立起来了。

作者循着传主张瑞玑的人生轨迹，从光绪进士、陕西能吏，到同盟志士、民国要员，再到归隐学者的多重身份层层铺展。他绝非拘于书斋的腐儒，而是具有家国情怀与刚正气节的近代贤士。其为官清廉，在陕西任上革除弊政、体恤民情，是百姓口中的“张青天”；他心怀家国，在乱世中坚守民族大义，以笔为刃抨击强权，以行动践行初心；他才情卓绝，诗文书画皆有建树，却不恃才傲物，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赤诚与谦逊。

有些情节让人震撼，比方张瑞玑先生为戊戌六君子杨深秀敛尸、两致书信痛斥袁世凯窃国、拒受曹锟贿选等铁骨铮铮事迹的详细描摹。更有些细节则让人血脉贲张。如辛亥年间他为惩戒祸乱赵城的军阀卢永祥而铸铁像，任由百姓唾骂踩踏。遭逢乱世，有屋修葺可居，有书留存未毁，他的母亲安慰他们，有屋居，有书读，就不算遭难。他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让家族得以诗书永继薪火相传。瑞玑先生是诗人，书画精绝，每有佳构佳句佳作，“有人已把中原卖，画得江山不值钱”，忧患、愤懑、不甘、不屈，跃然纸上。油然想到傅山公“有头朝老母，无颜见神州”，何等气节！最后，家族将十万卷藏书悉数捐公，何等赤诚，何等胸怀！一个“文士之笔、循吏之心、狂士之诗、廉士之操守”的立体形象跃然纸上。

《张瑞玑传》叙述结实，源于史资收集和考辩的扎实。我们阅读的时候，不由佩服作者三十年为这部作品做的基础性工作。固然，万事怕惦记，三十年惦记一件事情，好多相关的资料会不期而遇，好多相关的人事会不约而同簇拥过来。作者在传记中使用的史料，可谓海量，可谓浩瀚，汗牛充栋，让人望而生畏。这里面，既体现作者对乡邦先贤的景仰之心，也体现出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实，更多的，是让每一位读者体会到作者三十年坚持的乐趣，体会到作者“聚精”之后“会神”的境界，共情，共鸣，自然而然。

因此，如此扎实的史料钩沉，同时对历史史实的考辨，仔细梳理其中曲直，每一个人物，包括前面讲到的那位被张瑞玑铸铁像任人唾骂的卢永祥，还有袁世凯、阎锡山、景梅九、续西峰等等山西乃至中国近代人物，都不是脸谱化的、概念化的。作者有客观的评价。还有作者在重大人生抉择，比如作为在职官员加入同盟会反清，以及在重大历史关节点的选择与争议，比方南北议和、护法运动、陕西民军策动进攻山西，他衔命赴陕划界——作者不回避，不曲笔，以史实为据，既让传主呈现出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又不放弃精神上的坚守与抗争，真实而富有感染力。

九九归一，这部传记，呈现出的，是作者的文学才情，同时还有作为学者的史识与史见，为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填补了一个空白，为乡邦文史研究与近代人物研究增添了厚重一笔。读此书，见先贤风骨，感史笔丹心，一个时代的沧桑得以重现，还有，让我们读懂了一个读书人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