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才华横溢，其人“博学善属文，颇有骚人之风”，名动一时。加之其出身范阳卢氏，为唐代有名的望族，所以在宰相来济的推荐下，出任李世民胞弟“邓王”李元裕的王府典签。“邓王”爱其才，曾当众对王府属官说:“卢照邻就是我的司马相如啊”。邓王府藏书甚丰，卢照邻利用工作之便，得以博览群书，学问精进不少。此后，因“邓王”出任梁州刺史，卢照邻也调任益州新都县尉，一起前往巴蜀地区。在文学上，他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杜甫曾在《戏为六绝句》其二写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由此可见“初唐四杰”在文坛的地位之崇高。卢照龄擅长诗歌骈文，以歌行体为佳，意境清迥，明代文学家陆时雍在《诗镜总论》评论道：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可谓一语中的。

在现今山西省翼城县博物馆院内，立有一通《郑太子寿墓碑》，文博专家考证其为唐代的石刻，原矗立于南唐乡云唐村中。民国初年的《翼城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说，此碑已佚，翼城县文化局下属的原文保所（现合并进博物馆）于1983年在云唐村外一条水渠旁再度发现此碑时,碑座已佚失,碑身断为两截,碑身上下部及左右边沿处字迹都已漫漶不清，为了开展保护，将其迁徙收藏进博物馆西侧的碑廊之内，现为翼城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明代嘉靖版《翼城县志》中对郑太子寿的记载

近距离观察这通石碑，发现其原始碑座已佚，现今放置在一块青石质地的莲花石座之上，原始碑身断为两截，被专业技术手段粘结修复，边沿处字迹漫漶不清，而碑身下半部分的字迹清晰度较高。此碑的碑首造型别致：碑首圆形螭首盘曲，正方螭爪捧宝珠，中间雕成佛龛，龛内是一佛二菩萨。座为方形，下方有两尊蹲狮。此碑为青石质，碑首高0.76米、宽0.83米、厚0.20米。碑身高1.70米、宽0.85米、厚0.22米。文字为小楷，20行41字，书法遒劲而秀丽，是翼城县现存碑碣中惟一的一通唐碑。为了强化对这通石碑的保护，文物部门在博物馆院内西侧南边的围墙处建立了一座小型碑廊，将这通石碑移至廊下，同时为其定制加装了一套玻璃罩进行密封保护。因为郑太子寿墓碑铭文被《全唐文》收录，经笔者查阅，发现其题目为《郑太子碑铭》，与县志记载的《郑太子寿墓碑》略有不同，而内容基本相似，兹摘录全文如下：

郑太子碑铭

选自《全唐文》第02部卷一百六十七 卢照邻卷

若夫苍精授邑，载杓西邻之际；赤鸟告祥，方崇北面之尊。海内奔波，三分与二分交竞；寰中同会，七百与八百相符。故能安地轴之倾轮，补乾弦之落紊。如砥平道，诸侯遵卜洛之郊；似石磐基，宗子绍维城之固。大矣哉！周之有天下也。年将庆远，叶带枝繁。郑国桓公，宣王母弟。水双河济，泄雨以开封；皋二成平，连古今而锡类。犬牙晋楚，鼎定齐秦。时遇斗蛇之馀，乍进牵羊之弊。虽地承负黍，国祚弥而无穷；天锡香兰，家风邵为逾远?

太子寿者，康公之子，桓公之二十代孙也。聪明神智，晖映当时。涯【涘】清深，指鳖川而激量；【珪】璋特达，与龙略而齐光。因以运逢阳城，败我郑次，辛亥之岁，崩山荡岸，馁锐气於韩兵；降志辱身，钦盟符於晋血。邑封千户，官具百僚，今之寿城，斯其地也。享年七十八，薨於晋，葬於天陵南。灵原超忽，永深埋玉之悲；荒陇凄其，谁识生金之字？

玉京观道士郑大量、家长郑君则，合宗并太子之後，胜业孤扬，清晖竞远，逍遥林外，放旷烟霞。凝皓素於黄庭，养神气於元宇。以为霓旌扬汉，犹寻朽骨之灵；鹤驾停空，尚谒先人之墓。於是芟荒【薙】蔓，徙植延阴。丰碑下鹿卢，高坟疏马鬣。得青乌之旧地，临绛邑之新田。於是大唐总章元年岁次戊辰五月甲申之一日也。尔其表里山河，极目原野。九京以送其往，二水以流其恶。山岩霜雪，邀处子以同嬉，奋{已山}衣冠，侣群仙而共远。窥晋臣於泉路，依希夏日之光，思汉帝於【云】衢，仿佛秋风之咏。虽复相望绝代，固可气类同年。岂使素烈景风，清猷澹味，金石之美，堙灭而无闻乎？故式绍前范，传之永代。将日月以居诸，邈宇宙而长久。词曰?

周封懿族，郑国开疆，始连高华，终带崇芒。东西橘徙，人物绛乡，萧条河曲，凭余荣阳。戎马生郊，兵车乱辙。众雄相竞，郡公未绝，烟尘四起，纵横四结。园寝成泣，残阳成血。家声已溃，出质而来。西光未谢，东府行开。乡关寂寞，城邑徘徊。三乡二鄙，风月池台。广阳已失，年其不朽，魄散东山，魂归北郏，披榛卜葬，分晋献绛。露泫仍泣，【云】屯即愁，川源遽徙，居处不留。源既号灵，城犹名寿。摧残剪树，零落为邱。碑失黄砻，铭摧白楸。猗欤积善，克昌後孕。凡灶九飞，清溪千仞。眷兹幽陇，清风丕振。勒石扬声，闻之陈信，左右原野，表里山河。析城王屋，汾川帝歌。新城树少，故绛人多。悠悠万代，见此如何?

注：笔者查阅《全唐文》第02部卷一百六十七 卢照邻卷《郑太子碑铭》，里面部分语句不全，有缺字，【】里面的缺字依据明嘉靖《翼乘》卷之六陵墓志第八《郑太子墓》中的碑铭内容补全。同时《全唐文》中的此篇铭文为四段，《翼乘》中此篇铭文为五段，此处取《全唐文》中的格式——四段式。

郑太子寿墓碑全身照，位于翼城博物馆西侧南面的碑廊之下，可见到碑身中部的断横

全篇碑文共分为四段，第一段主要记述周王朝的崛起历史以及郑国的起源。其中写到周族起源于西方，因“凤鸣岐山”而代商而兴，至周文王时“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周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有八百多人。因此周王朝的兴盛是应天顺人，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故可以“安地轴之倾轮，补乾弦之落紊”。其后，因为周王朝的都城宗周镐京位置偏西，不利于控制中原地区，于是周公姬旦继承武王姬发的遗愿，通过占卜，在中原地区建立陪都成周洛邑，居天下之中，交通便捷，同时大封诸侯，“封邦建国、以藩屏周”，而姬姓诸侯居多，不仅布列要津，而且雄踞大藩，而郑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郑桓公姬友为周宣王的胞弟，原本为王畿之内的诸侯，受封在郑地（今陕西华县一代），因为西周末年宗周附近“岐山崩，三川竭”，自然灾害严峻，同时周王朝同西戎的关系也非常紧张，郑桓公姬友为了求得长治久安，问计于太史伯阳。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秦、晋、楚的崛起大势做了准确预测，建议郑桓公将妻子儿女以及财产百姓寄托在济(济水)、洛(洛水)、河(黄河)、颍(颍水)之间。姬友受教之后，立即向周幽王上奏，将郑国的百姓东迁，东虢、郐两国国君因为姬友贵为周王室的司徒，位高权重，于是向他贡献出十座城邑，以寄存郑国的百姓和财货，姬友最终在成周洛邑附近建立了郑国，使得郑国远离了西戎的威胁，安全系数大为提升，同时也为春秋早期郑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故事也就是后世耳熟能详的《国语·郑语》之“史伯为桓公论兴废”。

第二段则主要记述郑太子姬寿的生平过往及丰功伟绩。姬寿，为郑桓公的二十世孙，郑国末代君主郑康公之子，其人“聪明神智，晖映当时，气量深远，资兼文武”。郑康公十一年（公元前385年），韩文侯率军攻打郑国，占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郑国大败，郑康公被迫将自己的太子姬寿作为人质送入韩国，而姬寿为了郑国也是“降志辱身，钦（歃）盟符於晋血”。郑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后，韩哀侯以千户封郑太子姬寿于息城（今寿城）做大夫，且“邑封千户，官具百僚”。从此姬寿作为韩侯的陪臣一直生活在翼城，最终薨于晋地，享年78岁，葬于天陵南（今云唐村北，此地位于埋葬历代晋侯的天马曲村遗址的正南边，据此推断“天陵”当为晋地百姓对晋侯墓地的尊称）。

第三段则记述了卢照邻为郑太子姬寿撰写碑铭的缘由，唐总章元年（668），郑太子寿的后裔玉京观道士郑大量和郑氏一族的族长郑君则为姬寿墓立碑，并请卢照邻撰写碑文。因为唐代皇室崇信道教，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血统，追尊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为唐王室的源头，所以道士在唐代的政治地位非常高，不少皇室成员都取有道号，道士也一度被纳入到皇籍管理。碑文中的“胜业孤扬，清晖竞远，逍遥林外，放旷烟霞。凝皓素於黄庭，养神气於元宇”全部都是道家修身养性的用语。在这种情况下，道士郑大量得以请得动位列“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龄为祖上立碑纪念。而为姬寿立碑的重要原因则是“以为霓旌扬汉，犹寻朽骨之灵；鹤驾停空，尚谒先人之墓……虽复相望绝代，固可气类同年。岂使素烈景风，清猷澹味，金石之美，堙灭而无闻乎？”简言之，就是要使祖先姬寿的业绩名载史册，不至于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当时的卢照龄因为感染“风疾”（中风麻痹），正居住在长安附近的太白山炼丹服药，与同为道士兼名医的孙思邈过从甚密。

郑太子寿碑顶部的螭首型碑首

也就是卢照邻为郑太子姬寿撰写的颂词正文，从周王朝的封建诸侯写起，概述了郑国的历史兴衰，“周封懿族，郑国开疆，始连高华，终带崇芒。东西橘徙，人物绛乡，萧条河曲，凭余荣阳”。同时写到春秋之际的王纲不振，诸侯争霸，“众雄相竞，郡公未绝，烟尘四起，纵横四结”。此外还委婉的写到韩国伐郑，郑国战败，姬寿被迫成为人质，来到晋地，“家声已溃，出质而来。西光未谢，东府行开”。与此同时，卢照邻还在颂词中涉及到了三家分晋的部分情况，“披榛卜葬，分晋献绛”，并由衷地发出“新城树少，故绛人多，悠悠万代，见此如何？”的千古感叹。认为晋国在晋景公迁都至新田后，霸业每况愈下，晋国公室逐渐为执政的“六卿”架空，大权旁落，最终导致“三家分晋”的历史惨剧，甚至连绛和曲沃这两块晋侯祭祀祖先的都邑，都为韩、赵、魏所瓜分，远不如晋国早期在翼城时人才云集，国家强盛。史载：公元前 376 年，韩、赵、魏废晋静公，迁其于小城端氏（今山西沁水），将晋公室剩余的绛、曲沃二邑全部瓜分，至此晋绝不祀。

碑文中的“珪璋特大、邑封千户”字眼

《郑太子碑铭》以骈体文写成，大都为四字和六字相间句式，十分讲究对仗和声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卢照邻将自己内心之处那种深沉、苦痛且无法解脱的哀怨不平之情和历史上的同病相怜的政治失意者结合起来，无形之中使得他撰写的骈文虚实相生，情景相融，令人读起来文气畅通，韵味无穷。需要给广大读者指出的是，虽然卢照龄才高八斗，为当时的“邓王”李元裕所器重，但是武则天当国后，对于李唐王室大加诛戮，对于王室成员荐举的官员也多加限制。卢照邻离开蜀地，寓居洛阳期间，曾做了一首名为《长安古意》的七言律诗，其中一句是“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读了，很是不爽，认为卢照龄是讽刺自己骄奢淫逸且僭越规制，于是授意有司将卢照邻投入狱中，严刑拷打。后经友人大力营救才得以幸免，出狱后不久，因为在狱中饱受拷打，风寒湿邪侵袭肌体，卢照邻得了“风疾”，中风麻痹，行动不便，便隐居在长安附近的太白山中。在此处他遇见了名医孙思邈，对其推崇备至，孙思邈也调制药石对卢照邻尽心医治。只是不久之后，因唐高宗李治避暑九成宫，孙思邈作为御医伴驾同往。至此，卢照邻只能独居养病，其间写下了《病梨树赋》。卢照邻为“风疾”折磨，痛不欲生，加之官场失意，处境困厄，无情的疾病不但夺去了卢照邻的仕途人生，而且也残酷地夺走了这位才子身心的健康。为了治病，卢照邻服食方士炼制的“玄明膏”，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其父又恰在此时去世，卢照邻悲痛欲绝，恸哭之下丹药都呕了出来，以致病情加剧。因为疾病缠身，身心俱疲，卢照邻再也无心创作，其后不久，便自投颍水而亡，享年四十岁。因此《郑太子碑铭》就成为了卢照邻后期撰写的佳作，也是《全唐文》中收录卢照邻的最后一篇骈体赋。

千载之后，我们以后人的视角观看这篇碑铭，发现这篇《郑太子碑铭》，不仅文采飞扬，慷慨悲昂，而且记录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因而不论从历史学，还是文物学，亦或是文化学的角度来看，都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异常珍贵，堪称文化瑰宝。

【本文首刊于《中华瑰宝》杂志2023年2-3月合刊，总第73期。作者石磊，云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