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是中国历史上被学界普遍认为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然而，由于长期缺乏确凿的考古实证，夏朝一度被笼罩在神话与传说的迷雾之中，甚至被质疑为后世建构的虚幻王朝。

山西博物院“夏时期的中国”特展，以考古为笔、以文物为墨，对这场跨越百年的学术追问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展览从古籍记载与疑古思潮的论辩起笔，循着李济等第一代考古学家寻找“夏墟”的足迹，通过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串联起夏王朝从传说到信史的实证链条。

尤为可贵的是，展览并未止步于王都的宏大叙事，而是深入呈现了夏王朝产生的社会基础——陶寺的观象授时与礼制初兴，晋南铜盐资源对文明崛起的支撑，以及石峁石城所代表的北方力量。这些要素共同说明，夏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中原文明长期积淀、四方文化汇聚融合的结晶。

从遂公盨铭文为大禹治水提供佐证，到二里头绿松石龙彰显王朝气象；从时庄粮仓折射的国家治理能力，到牙璋在各地的传播体现的核心辐射力——展览以扎实的考古成果，让夏王朝从典籍中的文字，变为可触可感的文明图景。

寻找“夏墟”，不仅是考古学的学术使命，更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命题。当历史与考古在展览中相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深层逻辑。

——编者

“夏”是中华大地上广域王权国家的代表，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颇丰，尤其是《史记・夏本纪》记载明确，世系清楚。但夏朝却无考古证实，一时不只是国外史学界，甚至我国疑古派，对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提出质疑，夏朝成了“神话”与“传说”。山西博物院马年新春策划的“夏时期的中国”特展，拨开了层层历史迷雾，追根溯源寻找夏王朝的踪迹，以考古研究成果为观众呈现夏时期的文明图景。

寻找“夏墟”

展览开始列出《虞书》《夏书》《诗经》《左传》《国语》《礼记》《孟子》《竹书纪年》等我国古代典籍关于夏朝的记载，同时还列出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等史学大家们针对疑古派提出的质疑，结合古籍记载提出了寻找“夏墟”的思路，以及夏王朝范围可能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区域。于是，才有了1926年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及其同仁到晋南一带开展寻找“夏墟”的考古调查工作，并在此发现和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随后学者们提出了“夏文化”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夏墟”的重点放在豫西和晋南地区。1959年在豫西调查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表》，夏王朝历14代17王共470年。展览展示了保利艺术博物馆遂公盨铭文拓本“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为《尚书》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提供了关键佐证。还展示了黄河流域发现有多处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洪水及水利工程遗迹，与大禹治水的记载和时代相吻合，为探索大禹治水提供了可能的地质和考古材料。随后，展览列举了最新研究和相关发现成果，王城岗遗址与禹都阳城、石家河文化与禹征三苗、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历史事件及古文献记载相吻合。还列举了最新夏代都城研究成果，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巩义花地嘴遗址与“钧台之享”夏居阳翟、后羿代夏、太康失国等的历史事件相关发现，反映了夏代初年，启通过“钧台之享”确立世袭统治，却很快因“太康失国”引发权力真空，继而出现“后羿代夏”王权秩序与动荡政治变局。

夏王朝产生的基础

展览在“文明化成”单元中，详细讲述了晋南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距今约4300年—3800年，陶寺人在塔尔山下筑城建都，遗址面积超400万平方米，有宫城、王族墓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大型仓储区、规范的道路系统和城门系统、平民居住区，还有观象祭祀等功能分区。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分区完备、规划有序，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展览重点介绍了陶寺古观象台，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遗址为直径约60米的半圆形建筑基址，面积1740平方米。经天文学与考古学交叉验证，夯土柱构成的观测系统可精准测定时令、节气，安排农耕，与《尚书・尧典》“观象授时”记载形成互证，也为“尧舜之都”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

陶寺遗址发掘墓葬千余座，出土铜器、彩绘龙盘、朱书扁壶、圭尺、土鼓、特磬等珍贵文物，这些陪葬成套礼器组合凸显了陶寺王权社会礼制的先河。展览展示了陶寺崇山南北密集分布的陶寺文化聚落，这些遗址共同组成了“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如此规范而严格的聚落等级划分，反映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

展览还介绍了晋南中条山下蕴藏丰富的铜、盐资源，阐释了晋南作为华夏文明主根主脉的主要动因。展览还展示了周家庄遗址、清凉寺墓地考古成果及出土文物，以及沁水八里坪遗址考古成果，是沟通东西、连接北方的关键节点，反映了周边区域人群迁徙或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促成中原核心区的崛起并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文明演化进程。

同时，展览重点介绍了距今4000年左右陕西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展示了石砌城墙范围及核心区皇城台，以及城内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出土数以万计的陶器、玉器、骨器、青铜器、纴木和石雕等珍贵文物。充分说明石峁遗址是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河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礼制宗教及统治权力中心。

展览还展示了天峰坪遗址、碧村遗址等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北方石城聚落，规模和技术都达到新高度。这些丰富的物证、天然的资源、礼制的萌芽、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都为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准备和集权统治的基础。

夏王朝的文明图景

夏王朝作为我国第一个世袭制国家，有着强大的国力，展览展示了距今约4000年—3700年的夏早期河南周口市淮阳县时庄遗址夏代粮仓，这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粮仓城，揭示了夏代早期在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可以看作是物化的早期“国家符号”。

展览还介绍了闻喜县千金耙铜矿采冶遗址、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展示了遗址出土的夏商时期采矿工具、冶炼铜渣、石范，以及出土的青铜器等，实证了夏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理，并建立起了一套较完整的开采、冶炼产业链。展览展示了环盐湖地区仰韶时期辕村遗址、龙山时期坡头遗址、夏商时期东下冯遗址、吕儒遗址等考古最新发现，揭示了运城盐湖作为夏王朝时期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展览还展示了晋南夏县东下冯、稷山东渠、平陆良庄等遗址出土的陶斝、陶鼎、铜镞、铜管、铜环、炭化粟、炭化黍、炭化水稻等大量文物，呈现了晋南作为大夏之墟的独特地位。

展览再现了作为夏中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二里头遗址作为大型都邑，可能是文献所记载的“斟鄩”，城址包括宫殿核心区，祭祀、官营作坊、贵族居住、墓葬等中心区及一般居住区。重点展示了二里头遗址出土丰富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文物，特别是出土“中华第一龙”绿松石龙、“华夏第一鼎”网格纹铜鼎、“中华第一爵”乳钉纹铜爵等大量珍贵文物，实证了当时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已具备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早期王朝文明的核心标志。

同时展示了夏时期各地发现的象征王权载体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礼器——牙璋，并介绍了夏王朝与各方国的关系，特别是周边如古蜀三星堆文化、东夷岳石文化、先商下七垣文化等文明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体现了夏王朝轴心地位及对周边的辐射和影响，生动诠释了华夏民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优秀品质。

寻找“夏墟”是近百年来文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内容。晋南作为夏王朝核心区域，是众多古籍记载历史大事发生地，作为山西文博人倍感使命光荣，而又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