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是家的灵魂，李天星的箴言与西塞罗的喟叹，道尽了书籍对人间的意义。文章里没有空泛的道理，全是身边的人和事：有人住着宽敞的房子，却难寻一间像样的书房，于是便有了“每日买一本书”的恳切倡议——抽烟喝酒的少来两口，打麻将的少玩一次，省下的钱买书，实在又妥帖。铁路工人临退休迷上书法，客厅改成“静文轩”，满室书香自生；退休的县文联主席的书房成了外孙女的玩学基地，悄悄酿成往后岁月里的最美乡愁。还有稻田书院四万多册藏书承载的文脉，杜学文买书看重的“缘分”，葛水平读旧刊的闲散情致——都在诉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要买书读书，一个家要有书架书房，虽然不能全部读完，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便已是一种家风，一种滋养。

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经历过风雨，也配得上光芒。在这个意义上，大众阅读不是文化命题，而是哲学命题：“我们为什么要过此一生，我们应该怎样过此一生？”书中也许没有全部答案，但思考问题本身却让普通人的人生有了新的高度。

——题记

一

 “书房是一个家庭的灵魂。”

 “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书架，最好有一间书房，要带着孩子一起读书。”

李天星，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有次听他讲课，说起有朋友认为他懂易经，自然应会理风水，请他去家里指导布局；李天星说人们只认为易经与占卦风水有关，我不能一下子对他讲清易学的博大精深，就问他家里有没有书房，如果没有，一个家就失去了灵魂，还谈什么风水。

“你不喜欢读书，你儿子也不喜欢读书，你总得让你孙子喜欢读书吧？

“住房困难，先摆个书架；不困难，就设个书房。要带着孩子一起去书店，往家里买书，让孩子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有了书籍，有了书架书柜，有了书房，再简陋的家也会变得有品有格，散发着书香之气。”李天星说。

李天星先生讲易学

我对李天星先生的话举双手赞成，这话由一位以易学研究为主的学者讲出来，更具权威性和号召力。

无独有偶。一次偶然的阅读，发现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也说过同样的话：“一间没有书籍的房间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外国哲人也罢，中国学者也好，中西方对于书房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我身边的朋友，这些年大多置换了几次住房，一次比一次宽敞，一次比一次装修得高档，但大多没有专门留出书房；或者有，也是象征意义的客房，并没有几本书，何况满架子的。让他们装修一间书房，倒好像是在开玩笑。我老家有句俗语：腾二球牌吃冷拿糕。意思是哄骗一个弱智的人吃生冷的搅面团，显然不怀好意。普通人倒也罢了，有些是学历较高的领导干部，有些是科教文卫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孩子大都优秀，以前家里也有孩子的书房和复习资料，等孩子考住大学离开家就全部清理，只剩下一个“高级”而“干净”的家了。

我笑自己，劝人设书房，自说自话，唾沫横飞，这种不合时宜的形象，大概就像当年那个靠要饭办义学的武训。

但我也并不是一无所获，目前已成功说服二人建起了书房。

作者妻弟高华军书房“静文轩”

一是我的妻弟，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临近退休拿起了毛笔，跟着一帮“文人墨客”练习书法，不敢称“家”却状态渐佳。过去临帖写字都在厨房餐桌上，妻子要开饭了他才收拾桌子上的一堆纸墨毛毡，饭后又摆上去。小小的厨房角落堆满了他写过的毛边纸，瓷砖墙贴满了挂钩，吊着一排用秃的毛笔。我几次动员他把客厅改成书房，他只说好的，不见动静。去年儿子研究生毕业，就立即开干。我想其原因首先是怕屈了我的情面，况且我常在他家切磋书法“技艺”，故多半是为了我去能“舒展”开；再则是等儿子硕士毕业，家里就名正言顺地有了“知识分子”，设个书房也配得上。于是三下两下，量尺寸、画草图、网上订制，现场安装。把原来客厅（他的家只有110平米，客厅居中约20平米）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让旧货市场拉走，重设置了一整面墙的书架，进门玄关是博古架带书房门。我“捐”了他几张当地名人字画，还专门求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为他题写了书房名“静文轩”——妻弟小名晋文，取谐音作名——用老榆木刻制成匾，悬挂于门头之上，书房中间一张80x120cm书案，铺上画毡；从村里收回一个老旧妆镜框当作笔挂，开放式满墙的老榆木书架里摆着各种字帖、工艺品，妻弟又专门购置了打折的传统文化丛书，书香氛围立现。

山阴县文联原主席郝建平书房“一念斋”

另一位是我的发小，曾担任县文联主席的建平兄。受我的蛊惑和强势引导，他自己忽明忽灭的书香梦又清晰起来，购置一间小公寓，辟作书房，为自己退休后看书学习及朋友喝茶聊天之用。最近问他书房事，建平兄说在太原工作的女儿每周末带孩子回来，现在书房成了外孙女的玩学基地，有朋友约坐也只能另辟“新土”了。

我一直想，我们的孙辈大多出生、成长在城市里，他们长大后的乡愁是什么？建平兄的外孙女是幸运的，若干年后，她那美丽的乡愁就是当年姥爷的书房。

二

回到正题。

我不能光劝人设立书房，有房子没书怎么办？于是逢人就讲，大家每天都在网购、取快递，能否信手一划，每天买一本书呢？抽烟喝酒的，降低一点档次，减少一些数量，节省下的钱买书；打麻将玩扑克的，少玩一次，就当交了茶位费，买一本书；不抽烟喝酒，又不打麻将玩扑克，不买书等啥？现在的书价太便宜了，装帧印刷太好了，朋友们相聚，烟酒不分家，下馆子抢着请客，上百块千大几都不在乎，为什么就舍不得买一本书呢？依然是多数人笑着摇头，似乎认为这是在说一件很不着调的事情。

一天一本，一年三百六十本，十年三千六百本，一个很具规模的书房就装成了。有位当干部快退休的好朋友，要把县城里父母亲的老房子装修一下，作为退休后朋友们聚会的一个场所。征求我的意见，我趁机提出朋友们都是学生出身，退了休玩点高雅的，你一定要布置一间书房，里面一个书架、一张大书桌、六七把椅子，大家聚时喝茶聊天读书，兴致来时挥毫泼墨，也不失所谓文人雅兴。他夫妇二人连说好主意，问买书得几万？我说用不着，三五千块就能买许多书，众人也可以赞助些。然而终于白说了，朋友花了六七万把老房子装修一新，专拣一个大房布置成棋牌间，以麻将为主，一到节假日，几位麻友烟喷雾罩，玩得不亦乐乎。屡次嫌我去得少，让我怀疑自己迂腐不随群，快没人理了。

我的另一位发小，也曾是一个不大不小单位的领导，退休后买了仿宣水写布，开始练学书法。我送他几支毛笔、几本毛边纸和几瓶墨，外加一本字帖，告他还是要用墨用纸临帖，时间久了，就会感受到笔、纸、墨间的关系，不能老用水写布，并建议在他宽敞的客厅里置个书架或博古架，添个能铺开毛边纸的书桌。他的夫人是位干净得几近洁癖的退休医生，对他在家练书法非常不满意，“黑溜歘虎的，家里绝不要这些东西！”“要么他在，要么我走！”大有与书房势不两立的仇恨。一架书、一张桌，在物质条件十分优裕的今天，在面积很大、装修考究，只有两位知识分子居住的人家，咋就这么不受人待见。

“你买上书也不看，看也看不了那么多。”

“想看书可以问朋友借，去图书馆借。”

“手机上啥书没有，非得假装学者，在家里弄个书房？”

劝人家设立书房，像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讲仁义一般不识脸色，多以失败告终。

三

真的买书都是为了读吗？有书房的人，真的能读完那么多书吗？

回答是否定的。

在公众号《历山树义》中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梁剑箫，文章的标题为《父亲的书架》。梁剑箫是已故红学家、山西大学教授梁归智的公子。他写父亲的书架，“一架专摆红学”，“还有四架子书，都是古典文学类”。

“这些书，您都看过吗？”

“读过三分之一，其余的作为学术资料，需要时查一查；有的还没时间看。”“我其实没读过多少书。读书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会用。”

这是梁氏父子的对话，以他们这样的治学之家，藏书大多没有读过，我们这些所谓的读书人就更像“装门面”了。

“在他看来，他读的每一本书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那本。”这句话出自上海文化出版社《藏书·家》一书，《一间属于自己的阅览室》；R·Q·布勒西曼的妻子莫依莎问丈夫，为什么会不停地买书？就像有作家说他最好的书是下一本一样，这位爱读书的人回答，因为最值得读的书就是他即将买的那本。此书中的另一篇文章《书啊书，无处不在的书》，主人公名叫克瑙斯高，“他把书分成三类：想看的书；不得不看的书；觉得应该看的书。”像我这样的人，不停地买书、看书，但看书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买书，所以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自然没看过没看完的书也越来越多。如果有人就上述这几个问题问我，放在从前我真的没有恰如其分的回答。梁归智先生，加上这两位外国的R·Q·布勒西曼和克瑙斯高先生，替我作了回答。

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缺什么就得补什么。买书、设书房，也是我们这代或这几代人精神食粮先天不足，需要的一剂补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人，80%以上来自工人农民家庭，哪里受过什么书香的熏陶。许多朋友儿时家徒四壁，连一个小小的书架小小的书桌都没有。我周围的人，大多不知自己的曾祖、曾外祖辈的名字，一个家庭传到第四代即与先人“失联”，原因就是缺乏文化，具体讲就是没有书和文字的留传。但凡祖上能传下书本来、留下字迹来，我们还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耕无读，更遑论诗书，我们可怜的穷困愚昧的祖先，实在没有想法更没有能力为儿孙置办一间书房。到了我们这一代，早已具备了条件，却沾沾自喜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依然继承了“不设书房”的贫穷家风，将祖先客观没能力、主观没文化的旧习传承下来，不以家中有书房为幸，反以书多无用为累，实在值得反思。

有人会说，手机APP皆是文章，有声书随时可听，视频里有文有图，一个图书馆尽在“掌握”中；家里设立书房，数字化时代，搞什么形式主义！确实，我也常在手机上阅读，有好文章便添加到微信收藏，然后集中打印，分为诗词、书画、知识点、文史等类别，分别合订成书，放在书架上，时不时展开于书桌，静心品读，划红线，查注解，写眉批。有深度的文章电子文档看起来不过瘾，只是个检索浏览，真正的阅读，还是坐下来捧着书实在。

有高人预测，十五年后的中国，可能出现的景象有40条，其中3条涉及书和读书。

之一，中小学生取消纸质课本，统一使用防蓝光电子墨水学习终端；

看这一条，似乎真的纸质的书无用了。往下看：

之二，每个县城建有24小时无人值守图书馆；

之三，全国图书馆通借通还，一本书可从漠河借到三亚还。

十五年后，还有书，有图书馆，有借书读的人。当然，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家庭书房，甚至家庭图书馆。

四

2025年2月的一天，我慕名到太原市晋源区花塔村参观近年来很火的稻田书院，拜访了书院主人张建新先生。张先生是一位热心文化事业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诗人、学者，他的重要财富积累是4万多册藏书。有三处不同特色的分院，一处是作家系列和地方文史资料书馆，有全国特别是山西省许多知名作家的著作专柜，有的比作家本人存藏都全；还有地方文史专柜，重点是晋源区和晋祠的地域文化史志图书；第二处是张氏宗亲会的场所，有太原骀台山张氏先祖的传承族谱，还有许多张氏宗亲资料；第三处是山西诗人书院，不同时期山西诗人的著作，古代、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山西诗人作品，应有尽有，可以看出张建新先生与众多诗人的良好关系，看到他本人作为诗人的风采。许多学者、作家在稻田书院举办作品分享会、研讨会、讲座，还经常接受一些领导、学者私人藏书的捐赠。

作者与稻田书院创始人张建新先生

我到那天，在稻田书院接待厅悬挂着“白景环、冯守瑞夫妇赠书仪式”会标，我与张先生在会标下留影，并当即将图片发给了白景环先生。

景环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山阴县政府挂职，任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他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是省商业厅的处长。我当时在山阴县政府办工作，是他的下属。景环先生儒雅谦和，学识渊博，是山西大学中文系学长，私下来我们几乎打破了上下级关系，感觉他把我当朋友对待。他的夫人冯守瑞时任山西省商业厅饮食服务公司经理，退居二线后兼任山西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与先生是大学同班同学，清雅端庄，秀外慧中，是一位温婉可亲的知心大姐。我在太原市桃园南路他们家中，第一次见到了整齐的满墙的书柜，大的写字台，真正的文人书房，写字台后面墙上，挂着著名诗人学者、他们大学同学、时任宁武县委书记郭新民先生的书法作品。我的书房情结，也正是缘于这个场景留给我的震撼，那个具有深刻印象的画面，一直清晰如初。

如今，景环、守瑞伉俪将部分藏书赠给了稻田书院，我想可能他们搬了新居，书房还会有，而且会更宽敞高雅，其中必定更新了许多更珍贵更好看更丰富的藏书。

在此还想起了另一位让我尊重、怀念的学长，王景祥先生的书房故事。

王景祥先生故去近二十年了，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与我同乡，又是学长，念大学期间相处时间虽短，且与景环先生一样，年长我十来岁，却对我这个学弟照顾有加，格外多一份器重、温暖与关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景祥兄在雁北地委机关工作，节假日回山阴县后所村看望父母，我也有时去雁北行署办送材料开会，时常相见。一次他对我说，家里的书实在没法放，都在纸箱里，看取麻烦，占得满家都是，大同请师傅打家具不方便，你能否帮我在县里订制个书柜。“那当然能了。”景祥兄的事，又是书柜，我乐得接受任务。当时有温州的木匠师傅在县里开店揽活，多人上手，做工简巧，加班加点，包工包料，而且已经使用电锯电刨气钉机之类先进工具，有免漆宝丽板等新材料，不像本地传统木匠那样上门单干，再请油匠，三四个月做不出来。景祥兄给我画了草图，他的不足50平米的单元楼，占用一个房间最大的那面墙，全部做成书架。我马上落实，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完成，找车送到大同。景祥兄非常开心，几组简易书架，用松木作档，宝丽板包面，塑料圈贴边，占满了一堵墙，随即开箱取书，往架上摆放，此时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原来为了多放书，他专门量了书本的尺寸，图纸数字长宽刚好，做到节省地方，又能最大限度地放书，却没有考虑书架横档和隔板的尺寸，这样大32K的书根本不能立放进去。我也一时傻在那里，怨自己没有与师傅详细比照，其实拿一本书交给师傅就不至于做了个“废品”书架。

景祥兄只是稍皱了一下眉头，表示了遗憾，接着就释然且愉快起来：“活人还能叫尿憋死，没事，咱横摆着放，都能放进去。”

后来，景祥兄去阳高县担任常委、组织部部长；再后来，担任阳高县县长；又后来，听到了他公务活动中出车祸去世的消息。

工作人员和家属整理他办公室的遗物，几件换洗衣服，一柜子书籍，还有一条半没有吸完的“桂花”牌香烟，这是机关干部不抽的“平民烟”。景祥兄太能抽，一天得两三盒，他舍得花钱买书，“一云二贵三中华”，他舍不得买。

五

讲讲山西省作协原党组书记、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杜学文先生与书的故事。

2024年夏天，省作协组织“辽金文化在朔州”采风活动，杜学文主席随同参加。在应县木塔景区的小书摊上，杜主席看中一本旧书，杜福著《应县木塔揭秘》。旁边木塔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杜丽君笑了，说这是我父亲写的书，我一会儿取来，送您本新的。杜主席也笑了，这么巧，不用麻烦了，旧点不影响阅读，书里正有我想找的东西。随即掏钱买了下来。

杜学文著《何以直根》

作家王芳讲，杜主席平时顾不上逛街，外出学习开会，有时间必去书店，而且定有所获。回来时少则几手提袋，多则一行李箱，费劲地提着拉着，满头满脸的汗水。后来有了快递，买得多了就托书店打包寄回，省些气力了。

有人向他提议：这些书网上都有呢，而且便宜，您只要记住书名，手机上一点，书就寄回家了，何必这么费力费钱？

杜主席憨憨笑答：买书也是种缘分，恰好碰到了，可遇不可求，立时买上才踏实。再说，开实体书店不容易，我尽微薄之力支持一下。

和杜主席相比，我没这么“傻”和坦荡。转书店如果书简小易携或便宜，当即买下；若是不打折或折扣不大的书，便悄悄用手机拍下，再到网上买便宜的。有时也会走过路过误过一些网上买不到、当时心仪的好书。听了他的买书故事，突然我有了鲁迅先生当年的感觉，“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至于书多了怎么看，再讲一则山西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葛水平读书的故事。

葛水平著《河水带走两岸》

葛水平主席有篇文章：《旧杂志，可看》。写她冬日午后，随手捡起身旁的一本旧刊。先看封面，是张爱玲，由张爱玲及其手镯想起林徽因和她的鸡心项链，于是又联想到手串手链，讲了些关于珠宝的看法。由文字可以观见作者的兴趣喜好、生活品味和知识丰富。接看翻阅刊中关于屈原的文章，带出端午节及节日里女孩手臂上的彩线。杂志里还提到了杜十娘，于是又感叹浮想一番，讲到了如今影视片中型男的首饰。到了封底，是月份牌上的旗袍女子，又由女子旁边的香烟想到了男人手里的雪茄……一本旧杂志，一段闲时光，一个女作家，便生发出一篇美好的文章。由此可见，旧杂志、旧书读来仍具有新鲜感，现在的期刊到了若干年后也成了旧杂志，哪个有缘人随便翻翻，就可以生发许多遐想，留下新的文字。就像现在，葛水平读旧刊，我们在读她的内心活动，听她的喃喃自语。

六

前不久，我去市图书馆馆长刘西平办公室小坐。中午快下班时，西平盯着手机屏幕看，原来是市图书馆各个阅览室的视频实况。他指着一间阅览室坐着看书的一个模糊身影对我说：市图中午不闭馆，这个人每天中午不回家，来这里看书，这时我们有9名工作人员，在服务着一位读者。我想，这个人似乎是个打工者，中午不便于回家，又喜欢读书，图书馆是他最好的去处。此时此刻，市图几千平米的阅读空间，几十万上百万册图书，9名工作人员，都为他服务，他就是全市最富有的精神贵族、读书王子。

作者与滨州市沾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宝玉先生在吴开晋文学馆

我和西平谈及，去年9月25日，我应邀参加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冬枣节采风活动，参观沾化区图书馆，里面专门辟有一处“吴开晋文学馆”。吴开晋先生是沾化走出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长期在外工作，逝世后子女将其全部著作、部分藏书、手稿和生活物品捐赠出来，沾化区特在图书馆设立了以先生命名的文学馆，保护、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传承一代学人的道德文章。其中有吴先生生前用过的写字台和椅子，上面摆着笔筒、水杯、笔架、老花镜、放大镜、纸和笔等，左边是一个两米高一米七八宽的书柜，柜下边为双开门，上边四层开放式书架，摆满了吴先生的藏书，仿佛先生刚才还坐在这里。

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李顺通（左）为晋中图书馆冯建平书房书写《写给读者的话》，右为山西省旅游局原局长冯建平

在山西晋中市图书馆，我看到有好几处以个人捐赠而命名的书房，其中一处是曾担任山西省旅游局局长、晋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冯建平先生的书房。我在朔州市旅游局工作时、冯建平先生是省局领导，学养深厚，平易近人。我到他的“书房”坐了坐，倍感亲切。西平说，朔州市图也欢迎各界人士捐赠书籍，也可以设专人命名的书房书柜。只是本市籍藏书丰富的学者、领导等，这种意识相对不强，眼下还没有设立个人名义的书柜、书房。

晋中市图书馆冯建平书房

我想，我的藏书也不算少了，家里客厅、卧室都是书架，眼下还以每天至少一本书的速度增加，再有十年，可能就有一两万册图书。或许有一天，我突然厌倦读书了，或者老眼昏花不能看书了，也应效仿这些学者、专家、领导，把自己的藏书捐赠与图书馆。

只是，若论道德文章，以我的名字来命名市图书馆的一组书柜或一个书房，配得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