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岁月如梭。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不断追寻，仿佛只有找到一件可以持之以恒的事情，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出生在山西垣曲县舜乡，从小听着舜乡故里的故事长大，那些故事如同家乡的泉水，源源不断滋润着我的心灵。无论我走到哪里，家乡的故事始终如星空中的星辰，熠熠生辉，照亮前行的路。

　　历经几千年文字演变，散落在家乡的这些词语——诸冯、历山、雷泽、河滨、负夏，它们不仅出现在古籍中，更贯穿在我的成长岁月里，也成为我对历史的理解。舜的故事告诉我，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不断迁徙和融合。每一步迁徙，都伴随着对环境的适应和对生命的尊重。在《孟子》中，舜的形象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的品行被赞颂，精神被传颂。《史记》中，舜的形象则是务实，他的治理才能被强调，政治智慧被记录。舜的故事像一面明镜，告诉我们，无论人生之路多么坎坷，只要心中有光，脚下就有路。

　　《孟子》与《史记》两部历史典籍，在时间的长河中交织出一段关于舜帝的故事。两种叙述看似分歧，实则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垣曲。

垣曲，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却是舜帝的诸多遗迹的承载地。诸冯山上的舜龛、姚墟之说、舜井的清澈，历山舜王坪的草甸、雷泽湖的神秘故事、妫汭的传说、寿丘的史料、负夏城的遗址，这些无不证明，垣曲就是舜帝的故里。尧帝访贤的足迹，皇姑幔、舜王坪、望仙等地名，都为这一结论增添了重量。《舜典》作为古代文献，对于研究舜帝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禅让制度是《舜典》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尧在“历试诸难”后荐舜于天，舜摄政28年方正式即位。这一制度，体现着舜帝的德才兼备。《舜典》记载舜“慎徽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典》中孝道的实践，如舜面对顽父、嚚母，展现了他的孝行和高尚品德。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作《孟子》七篇。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这一称谓并非空穴来风，实则源于帝挚少昊青阳氏，这是东夷部族的祖源。

　　甲骨文是研究东夷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夷”的最早解义为东夷民族。如果说“殷”民族是东夷民族的一支，那么东夷的概念该如何界定呢？夷字，最初在甲骨文的解义中，最初字形描绘了一个人的侧面，下肢弯曲，呈现出蹲踞的姿态。这是东方人的象征，其字形结合了“大”和“弓”的意象。罗贯中在《隆中对》中所述“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充分展现了东夷在古代地理和文化中的地位。《礼记·王制》中所述，“东方曰夷”，进一步印证了东夷的地理和文化属性。黄河中下游地区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格局从多中心并立式转化。山西垣曲作为东夷民族绝对中心地位，其形成和发展无疑长期受这一区位影响。垣曲地“中”，向四方转化，成为长期持续的社会现象。综合整理考古学分析和研究，推演从二里头文化延续至殷商文化，垣曲从未缺席。

　　东夷与夏商九夷分立，引起东夷文化的演变。东夷民族不仅发明了最初的法律制度，还酿造了丰富的法律观念。夷在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称谓，夏曰“九夷”，商曰“夷”或“夷方”，周曰“东夷”。为了生存和发展，期间出现多次规模较大的迁移过程。东夷文化与夏文化、商文化、齐鲁文化的碰撞、融合，促进了民族融合。舜帝以俊鸟孔雀为图腾的虞族，也是少昊凤鸟二十四部落之一。根据相关的古史记载推演，（夏代之前）尚未出现“夷”的时期，（夏代与早商）出现了“九夷”时期，（晚商与两周）出现了“东夷”时期。在《史记》中，舜帝的记载，则更为注重其作为冀州之人的身份。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记录历史时，更注重地理分布和文化多样性。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出传记通史《史记》。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记录舜帝的生平事迹时，不仅描述了舜帝的道德品质和治国才能，还细致地描绘了舜帝在冀州的活动轨迹。在司马迁看来，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而独特的。

　　舜的“谦逊”品质，对我影响颇大。舜能够虚心听取百姓的意见，善于纳谏。这种谦逊的品质让我学会了在取得成就时不骄不躁，始终保持一颗谦逊的心。舜的“勤勉”精神对我影响深远，对我而言，传播舜文化，这份信仰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舜如同一位智者，传播舜文化，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信仰。我相信，舜文化的精神力量可以照亮更多的人，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更高尚的人生目标。

　　舜帝的冀州身份怎么解析？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冀州在古代地理中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舜帝的冀州身份，表明了他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覆盖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冀州地处黄河流域，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是古代华夏文化的摇篮。舜帝在冀州的活动，不仅体现了他与这片土地的紧密联系，也彰显了其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源。“九州”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从《楚辞·离骚》到陆游的《示儿》，再到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这一概念贯穿了中国古代的诗歌和历史叙述。然而，关于九州的划分，历史上存在着多种说法。《尚书·禹贡》记述，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一划分在古代文献中被广泛接受，被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行政区划。通过对古代文献中“九州”概念的梳理，九州不仅是地理划分的结果，更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舜帝的身份，冀州与东夷哪个早？

　　据考古学家研究，冀州地区在距今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文明，这为舜帝冀州身份的可靠性提供了历史背景。孟子与司马迁对身份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这是一个诸侯纷争、思想自由的年代，儒家思想兴起，强调道德修养和人格独立。而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这是一个封建制度相对成熟、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司马迁通过历史人物的命运，展现了身份与时代、社会、个人命运的交织。分析孟子与司马迁的文学作品，孟子通过寓言故事，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比喻，阐述了人的道德选择与身份的关系。

　　夏代之前的东方地区，尚未出现“夷”的称呼。据相关史书推演，夏代之前的东方地区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以部落为单位。这就寓意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类，过着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生活。商代的崛起，“夷”这一称呼的出现，标志着东方地区开始融入更为广泛的文化圈，也预示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国家形态的初步形成。

　　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时，《山海经》中的“大荒”与《诗经》中的“东山”，成为窥见那个时代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的窗口。在中国古代的诸多部落中，东山皋落氏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

　　东山皋落氏起源在哪里呢？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推演，东山皋落氏的起源与夏商时期的部落迁徙有关。在那个时期，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迁，部落迁徙成为常态，东山皋落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迁徙而来，并在东山地区定居。这种祖源叙事方式，与史记中所述“舜帝冀州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在垣曲是统一的。垣曲，古称翟国，是少昊青阳氏和殷商玄鸟图腾的祖源之地，也是古冀州之地。帝喾高辛氏的后裔繁衍发展，他的后代在500年的商朝、800年的周朝，400多年的汉朝，繁衍出无数姓氏。“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姓氏不仅是家族系统的标志，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属。垣曲作为帝喾后裔的发源地，如今成为众多寻根者的目的地。

　　在探索舜帝冀州身份与东夷哪个早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历史、文化与姓氏的交织。孟子与司马迁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垣曲的考古发现与历史传承，让这片古老的土地成为了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通过这样的探寻，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也感受到了文化传承的力量，这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垣曲，雷泽、寿丘、河滨、妫汭、古负夏城等历史遗迹，共同构成了同善盆地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历山，即舜王坪，更是舜帝耕作、渔猎、制陶的地方，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史记》中，司马迁并未提及“负夏”，这是为何呢？一种推演，司马迁可能有意避开这一地名，从而避免在叙述舜帝生平时的矛盾。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故事，在司马迁笔下被模糊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是由于他无法自圆其说，选择了一种含糊其辞的表达。不过，这种模糊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史记》对于舜帝冀州人的身份有所忽视。实际上，在《史记》中，舜帝冀州人的记载，正是以《禹贡》九州之冀州，即河东大地为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也反映了古代地理观念的演变。

　　孟子对舜帝的道德化塑造，在《孟子·万章上》载舜“五十而慕父母”，强调其“孝感动天”的伦理形象。以“天与之，人与之”解释舜继尧位，构建“民贵君轻”的儒家王道政治观。而司马迁《史记》则是将历史化整合，《五帝本纪》将舜纳入黄帝血脉（“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形成“黄帝—颛顼—舜”的谱系链条。记载舜流共工、放驩兜、迁三苗等权术手段，展现着早期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孟子主张舜的祖源山东说（诸冯在菏泽，负夏在曲阜），司马迁主张山西说（冀州为晋南），陶寺遗址（观象台、龙盘）为“尧舜之都”实证。舜族的迁徙，若采山西说，舜族自晋南向东扩张，与东夷联姻，形成“夷夏交融”背景。

　　《史记》中，我们可以找到舜帝与妫汭之间的关联，以及舜帝在这里所留下的足迹。妫汭的地望之争，山西垣曲说的依据，《尚书·尧典》中所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妫汭”即舜所居之地。《水经注》中所述：“北魏郦道元称‘妫水出历山’。”山西垣曲县历山镇有妫水河（又名允水），发源于历山（中条山支脉），向东南流入黄河。《左传·昭公八年》中所述：“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将舜族谱系与颛顼（黄帝系）挂钩，强化正统性。《史记》冀州说+《水经注》妫水记载+清华简“舜居妫汭”，形成完整证据链。

　　垣曲的妫汭，不仅仅是一个河流的名字，它更是华夏文明早期政治联姻、部族融合的象征。孟子将舜塑造为道德符号，服务于“仁政”学说，强调舜帝的道德典范作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整合多元史料，构建了正统性的谱系，展现了历史的真实与多样性。冀州作为“九州之首”，象征着王权核心。舜的“冀州人”身份，实际上也是汉帝国对“中原正统”的地理赋魅，反映了古代华夏民族对于中心地望的认同和追求。

探索在继续。在探索舜帝故里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追溯了历史的足迹，更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启示着我们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作者简介】

  薛红娟，女，山西省垣曲县人。山西省社科系列助理研究员，垣曲县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垣曲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