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打印微信作业”现象引发社会热议。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减负，但部分学校仍将大量电子作业发至家长群，迫使家庭承担打印任务，甚至催生了“孩子入学，打印机先行”的荒诞景象。这看似是技术便利带来的新方式，实则是教育减负政策在基层执行中的变形与走样，暴露出教育治理环节的多重积弊。

政策执行“一刀切”，教学需求被忽视。“一科一辅”政策本意为规范教辅使用，但在执行中，有的地方机械限定教辅种类与数量，未能动态适应实际教学需要。当统一配发的材料无法满足学习需求时，教师只能借助微信群“暗度陈仓”，让家长自行打印补充习题。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既未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又将经济与时间成本转嫁给了家庭。

监管机制存在盲区，家校责任边界模糊。微信群的私密性使得“线上布置作业”难以被有效监管。一些教师将班级群视为布置任务的“隐形黑板”，家长则疲于随时待命、打印赶工。教育的主体责任在悄然位移：学校省去了统一印制校本作业的环节，家长却成了“编外教务员”。这不仅违背“严禁给家长布置作业”的政策要求，更折射出家校共育中权责不清的普遍困境。

“减负”需系统施策，切莫让政策空转。要根治这一问题，不能止于表面禁止。一方面，应优化“一科一辅”等政策的实施弹性，建立教辅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并保障学校必要的印刷经费与设备，让教师有能力、有途径开展针对性教学。另一方面，教育督查需创新方式，通过匿名问卷、校长信箱等渠道，主动发现隐蔽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打破“唯分数论”的惯性，推动课堂提质与作业精简，从源头上减少对机械练习的依赖。

山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去年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方案，剑指非教学任务泛滥等问题，这正是向形式主义“亮剑”的积极信号。但减负绝非单边行动，学生、教师与家庭的负担往往相互交织。唯有政策制定更贴心、执行更精准、评价更多元，才能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而非陷入“家长拼打印机、孩子挑灯夜战”的无效内耗。

教育是慢工出细活的事业。一张作业纸的背后，承载的是政策善意与执行效果的落差。只有真正倾听一线声音，破除执行中的“中梗阻”，减负才能从文件走向生活，让每个孩子安心学习，每位家长松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