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为砖砌单室墓，现墓口距地表0.7米，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方向179°（图二）。

 墓道  位于墓室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口底同宽，直壁，墓壁处理整齐，底部平整，口长2.5、宽0.7米，底部距墓口3.46米。墓道东西壁各有5个脚窝，上下交错分布，脚窝宽0.12~0.18、高0.1~0.13、进深0.07~0.1米。墓道填土呈黄褐花杂土，土质较疏松，含碎砖瓦块及少量白灰颗粒等。

 墓门  位于墓室南壁，宽1、高1.36米，进深0.32米。拱券顶，距墓底0.58米起券，墓门以条砖及板瓦封堵。封门处理方式较简洁，不甚规整。自下而上第一层以8块条砖右斜向垒砌；第二层以9块条砖左斜向垒砌；第三层以8块条砖右斜向垒砌；第四层为砖瓦混合垒砌；第五层以上由板瓦、大石块堆砌（图三）。

 甬道  拱顶，长0.56、宽0.5、高0.94米。甬道内壁以条砖垒砌，底部与墓道底齐平，方砖铺砌。

 墓室  平面呈长方形，系在长方形竖穴土圹中以砖砌筑而成。土圹东西径1.9、南北径2.5米。砖室底长2.1、宽1.55米。砖室与土圹之间的空间以条砖填砌。墓底以条砖铺地，设棺床，棺床高0.15米。墓室四壁皆由条砖垒砌，壁面近墓底处以方砖砌成墙围，方砖间隔一竖立条砖，以示分栏。南壁为墓门所居之面，宽1.55米。北壁中部砌一假门，由门砧、门槛、立颊、槫柱、门额、上额、门扇等组成，宽0.82、高0.9米。门额砖雕两枚门簪，东侧门扇脱落（图四；图五）。墓室东西两壁中部各砌一破子棂窗，宽1、高0.58米。棂条均为11条（图六）。墓室四壁间以条砖竖立拼接为角柱，上下等粗。柱顶外凸两层条砖形成阑额，后又内收两层为普拍枋。角柱上承砖块拼砌成简易斗栱，以加固各壁连接。斗栱之上为橑檐枋，其上叠涩15层，采用平砌两层后间一层斜形狗牙砖，以示檐椽，最后用条砖盖顶。

墓室内积满淤泥，清理后可见人骨散乱于棺床上，部分集中于棺床北中部，另一部分堆放于棺床中部，保存较差，未发现木质葬具。墓室西部置一陶棺，棺首朝北。墓室东南角及中部各置一灰陶罐，陶棺及东南陶罐中保存少量骨殖。墓室东北角置4个小陶罐（图七）。此外，墓道及墓室淤泥发现较多灰陶陶片，经拼合共5件陶盆。墓葬用砖规格基本一致，条砖约长30、宽15、厚5厘米，方砖长30厘米。

该墓共出土器物12件，包括陶罐、陶盆、陶棺。

 陶罐  6件。标本M1：1，出土于墓室东南角，陶罐内留存少量骨殖。深灰陶，敛口，平折沿，圆唇，鼓腹，平底。上腹部可见墨绘折枝花卉纹装饰，多已脱落。通高24、口径18.6、底径26厘米（图八，1；图九；图一〇）；M1：5，出土于墓室中部，西邻M1：7陶棺。灰陶，敛口，卷沿，鼓腹，平底。上腹可见无规律斜线纹，颈部及下腹为弦纹，均为制作痕迹，通高39.3、口径29、底径25厘米（图八，2；图一一）。

标本M1：8~11，均出自墓室东北角，自东向西排列。烧制火候较低，胎质较疏松，器物粉化严重。M1：8，黑灰陶，微侈口，圆唇，弧腹，器壁素面，残高7、底径4.2、器壁厚0.3厘米（图八，3；图一二）；M1：9，黑灰陶，口部残，弧腹，器壁素面，残高5、底径4、器壁厚0.3厘米（图八，4）；M1：10，黑灰陶，口部残，弧腹，器壁素面，残高5.1、器壁厚0.3、底径4厘米（图八，5）；M1：11，灰褐陶，口沿残，弧腹，器壁素面，残高5.9、底径4.6、器壁厚0.3厘米（图八，6；图一三）。

 陶盆  5件。均为泥质陶，由墓道及墓室淤泥中发现的残片拼合而成，原位置不明。M1：2，黑灰陶，口微侈，平折沿，圆唇，弧腹，器壁饰不规则弦纹，通高17.3、口径45.8、底径27厘米（图一四，1；图一五）；M1：3，灰陶，敛口，折沿，圆唇，弧腹，器身素面，通高12、口径27.5、底径17厘米（图一四，3；图一六）；M1：4，浅灰陶，口微侈，折沿，圆唇，弧腹，器身素面，通高16、口径44.5、底径24厘米（图一四，4；图一七）；M1：6，灰褐陶，口微侈，折沿，圆唇，弧腹，器身素面，通高15、口径45.2、底径23厘米（图一四，5；图一八）；M1：12，口部残片，泥质灰陶，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器壁饰弦纹，残高15厘米，器壁厚0.5厘米（图一四，2）。

 陶棺  1具，出土于墓室西南部，棺首朝北。M1：7，泥质灰陶，表面附着较坚硬的灰白色沉积物。分棺盖及棺身两部分，其中棺盖长78.5、宽24~43、厚1.3~8.8厘米。棺身长73.5~74、底端宽26.5~38、上端宽23.4~34、高28~41、棺身厚1~1.3厘米。棺盖由两段拼合而成，前段出额。前额堆塑连续五朵卷云纹。棺身顶部前、后档中部呈梯形缺口，前档正面阴刻壸门，顶部饰云纹。中部线刻扇板门，门板格心刻龟背锦纹。其下阴刻抹头、海棠纹绦环板及壸门式裙板。棺身平面和剖面呈梯形，内壁素面。棺内留存少量骨殖，保存情况较差。棺身内壁可见泥坯刮痕，从陶棺内的衔接痕迹来看，棺身各板应独立成型，而后拼合烧制，盖板后段单独烧制，前档下部有一条横向贯通的裂痕，内外壁均可见，推测应为陶坯干燥过程中所致，板虽有裂，但在烧造时重新粘合，未致棺身损毁（图一九；图二〇）。

本次发掘的M1虽未出土明确纪年材料，但墓葬形制及内部仿木结构常见于晋南地区的宋金时期墓葬，其中墓室北壁砖砌假门、东西壁的破子棂窗与翼城武池金墓中的墓壁装饰如出一辙。墓顶垒砌方式与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襄汾贾庄金墓相近；从出土器物分析，此墓出土的陶棺形制、结构与稷山县博物馆收藏的“第十六”陶棺、“金”字陶棺相近，三者皆为灰陶质地，呈前高后低状，前额呈卷云纹装饰，前档中部线刻扇板门。稷山博物馆收藏的陶棺时代推测为宋金，本次出土的陶棺时代应相近。另稷山元代五女坟道姑墓葬具均为黑陶陶棺，据材料可见其整体形制与本墓陶棺相近，唯前档装饰复杂。

该墓随葬陶器器形多见于金元墓葬出土物，如M1：8同山西襄汾贾庄金墓、翼城武池金墓M2：2陶罐相近。M1：4、6陶盆与河北徐水县西黑山M46：26陶盆形制较相似。M1：1深腹陶罐与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地M5明堂陶罐M5：003形制相同。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断该墓葬的时代或为金元之际。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分析，墓主身份应为相对富庶的平民。

晋南地区在金元属河东南路管辖，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金元时期墓葬数量较多，其中不乏结构复杂、装饰精美的砖雕墓、壁画墓，本次发掘的墓葬虽形制简单，但因其出土物具有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元葬具类型及墓葬特征，为晋南地区同时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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