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历史观这一概念。大历史观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视野、观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正确看待历史的标准。因此，深刻认识与把握大历史观的生成逻辑、方法特征与理论价值，对于正确判断世界大势、正确看待“两个大局”、更好应对国内外风险考验具有重要意义。

大历史观的生成逻辑

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需要，为大历史观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在此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三大领域的关键问题上着重提及大历史观。在“三农”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28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关于如何看待党的历史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同时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论及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务与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向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由此观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党运用大历史观深化了百年奋斗历程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知晓了自身从何处来；党借助大历史观把握了当下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看清了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党坚持大历史观，深刻认识了历史发展规律，掌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锚定了未来要向何处去。

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的传统为大历史观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依据。1926年初，蔡和森同志在莫斯科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演讲，系统回顾了党成立以来的活动，阐释党的使命等重大问题，并强调了学习党史的必要性：“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出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需要，毛泽东同志援引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首创性地提出了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四面受敌法”，即把中国历史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继而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在关涉“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坚持马、恩、列、斯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并守正创新地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古今”指涉的是历史的发展，“中外”不单指涉中国和外国，更是强调关注处于辩证关系之中的矛盾双方。这些都为大历史观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中华民族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为大历史观的生成提供了思想资源。重视历史传统使得中华文明成为绵延至今且没有中断的文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为大历史观的生成提供了有史可依的长时段的历史参照。中华民族同样重视“以史明理”的研究之效。金毓黻曾将历史研究分为两派，一个是“记述派”，一个是“推理派”。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记述派以述史实为职志，推理派以明史法为旨归。近代西学东渐后，分别受到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的影响，“史料派”与“史观派”成为研究历史的传统延续下来，从而为大历史观生成提供了史与论的双重视角。重视历史与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借鉴历史。就胸怀天下的传统来看，孔子修订《春秋》，以其微言大义警醒世人、教化天下；就治国理政的传统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自《旧唐书》以来警醒统治者如何为政的箴言。由此可见，借鉴历史的传统为大历史观生成增加了认识论的深度。

大历史观的方法特征

大历史观强调唯物史观阐释原则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统一。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要求用具体的、客观的、运动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大历史观将这一阐释原则与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更加清晰地勘定了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承接自数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艰辛探索，是历史客观发展的结果；“新时代”又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会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党对于历史方位进行了具体的、客观的、运动的认识，作出了“新发展阶段”重要历史方位这一判断。明确历史方位方能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方能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大历史观强调“长时段”与“阶段性”的统一。大历史观对于“长时段”的强调旨在通过历史的长周期来精准把握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时刻的本质与影响。但与此同时，对“长时段”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其对“阶段性”的忽视。从长时段来看，唯物史观既揭示了“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阐述了“两个决不会”这一事关生产方式变革条件的关键问题，共产主义成为长时段下的远大理想；从阶段性来看，“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科学社会主义已然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历史观强调长时段与阶段性统一的方法特征，既掌握了历史的望远镜又掌握了历史的显微镜。

大历史观强调世界历史普遍性与民族历史特殊性的统一。从普遍性来看，大历史观观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注变局之中大的发展方式、大的力量对比、大的关系格局的变化，关注世界舞台之上中国的方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特殊性来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地理条件、文化传统等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同特点。这就要求在历史长河中掌握民族历史的发展特点，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大历史观的理论价值

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对待历史的科学思想方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大历史观阻断了历史虚无主义古今错位的叙事线索。大历史观指导我们将重大历史事件放置在阶段性背景之中、放在具体的社会土壤与社会情境之中加以审视，强调要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环境与客观因素进行全面认知与把握。大历史观批判“普世价值论”中外易位的叙事逻辑，它立足于全人类，强调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比起普世价值的抽象性，共同价值是现实存在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一种“公约数”的形式汇聚了全人类在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中实现的价值共识。对大历史观的正确运用，有利于把握历史规律。马克思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具体的历史规律生成于现实的历史活动之中，规律一旦形成而跃升为真理，就具有客观性。正确运用大历史观，才能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