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大国竞争的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现象愈发突显，引起学术界、政策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严格地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类似现象很久以前就已存在，不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如何认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的“旧”与“新”，对研判和应对当前的世界变局具有重要意义。

“武器化”的概念厘定

武器化是将某一类本来不是武器的事物作为武器。根据《辞海》，“武器”也称“兵器”，是指直接用于杀伤敌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作战设施的装备。因此，“武器”在本质上是损害对手的工具。这样，我们可以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定义为发起国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工具来损害对手的现象。其基本内涵在于：第一，国际经济关系在逻辑起点上并非“武器”。国家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取经济收益，正是在这一点上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安全关系形成了差异。第二，如果国际经济关系被某一国家有意用来损害对手，国际经济关系就成为发起国的武器，也就是被“武器化”了。在此，损害对手是发起国行动的目标本身而非其行动的外部性。

基于上述界定，“武器化”与“工具化”“安全化”等其他几个经常并列使用的概念可以被区别开来。首先，“武器化”不同于“工具化”。武器无疑是一种工具，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即以损害对手为目标的工具。国际经济关系经常作为促进国家间政治合作、减少国家间政治对抗的工具，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武器化”。其次，“武器化”也不同于“安全化”。“安全化”是非安全议题被客观转化或主观建构为安全议题。国际经济关系本来并非安全议题，如果被“武器化”了，就会转化或建构为安全议题。但是，如果国际经济关系只用于避免受制于人而非损害对手，就只是“安全化”而非“武器化”。这些辨析有助于避免“武器化”一词的滥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中的“武器化”

作为一门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缺乏对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现象的关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开放经济政治学”长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被“遗忘”或者被忽视了。如果回归经典文献，可以发现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中并非全新的知识。

第一，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思想渊源之一，重商主义就包含了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的思想。重商主义既将权力看作获取财富的手段，也将财富看作获取权力的手段。在后一意义上，国际经济关系很可能成为国家获取权力的“武器”。17世纪著名的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宣称，谋求贸易利益是“我们的财富来源，我们的战争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在他看来，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国家可以打击竞争对手，增强国家实力。

第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建制出现之前，就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论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问题，阿尔伯特·赫希曼1945年出版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就是其中的一部。赫希曼发现，广泛地将国际经济关系作为国家权力政策的工具来运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赫希曼指出，寻求增强自身实力的国家，会考虑与那些可能迫切需要该国特定出口商品的伙伴国发展贸易关系，使这些伙伴国的经济与其经济高度互补，并阻止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或实现内部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多样化。贸易成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上述效应由此被称作“赫希曼效应”。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学科形成后，最早出现的“三大理论”都注意到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问题。作为霸权稳定理论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克拉斯纳1976年发表的《国家权力与国际贸易的结构》在标题上就和赫希曼的书名相呼应。作为相互依赖理论的奠基性著作，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中则调整了“相互依赖”一词的提出者库珀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乐观预期，指出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相互依赖关系是以互利为特征的。他们提出了“敏感性”和“脆弱性”来说明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代价，进而展示其权力政治属性。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则发现，一个地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理想状态是它的国家既不要太强大，也不要太脆弱。如果太强大，就可能根据自身考虑阻止必要的要素跨境流动；如果太脆弱，就没有能力阻止其他国家对流动进行干扰。

当今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的

新特点

知识生产往往具有生产者本人所处时代的烙印。近年来，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出现了全球生产网络“武器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产者驱动和消费者驱动的边界不再清晰，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与交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价值创造的内涵、外延和形式已经大大超出“商品”的范畴，仅仅用买方权力和卖方权力已不足以说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权力运用，全球生产网络会形成结构性权力。当某个国家运用网络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对对手实施强制，使对手蒙受重大损失时，全球生产网络就被“武器化”了。在高科技产业网络中，这种基于网络性权力的“武器化”行为最为显著，但在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中，供应端的生产者和需求端的消费者仍可以运用传统意义上的买方权力或卖方权力来达到损害对手的目标。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出现了国际经济制度“武器化”。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广泛建设使国际制度涉及的成员国范围与议题领域不断拓展，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都不得不在一个被稠密的制度网络所覆盖的体系内展开。在此背景下，发起国有可能以其所主导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为工具来损害对手，从而出现了国际经济制度“武器化”。国际制度“武器化”是指发起国以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为工具来损害对手的现象。发起国可以通过“剥夺”对手对国际制度内公共物品的使用权而向对手直接施加损害，也可以基于所主导的国际制度实施多边“解耦”以损害对手，还可以通过其所主导的国际制度集聚资源并放大既定资源的效用，以挤压对手资源或行动空间。

简而言之，当今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既有延续而来的历史源流，也有新时代赋予的新特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引领者，中国反对将国际经贸问题“武器化”。对“武器化”的反制，即“反武器化”，需要深入认识“武器化”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条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