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李大武深知DNA检材的重要，一刻也不敢停留。“4·19”案案情重大，为慎重起见，他把现场提取的精液、唾液分别送往四个检测机构：现场提取的精液送省公安厅DNA实验室、盐南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DNA室进行检验；现场提取的可能遗留犯罪嫌疑人口腔唾液的两个烟头，分别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刑警学院刑事科学研究所进行检验。

DNA检材分送四个检测机构，目的只有一个——互相印证、锁定证据，确保万无一失。

多年的刑侦工作，让李大武和四个检测机构的检验员都很熟。

他一个一个地亲自打电话，拜托兄弟姐妹们加班快检，要快、要准。

第二路：围绕现场痕迹物证开展排查，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骨干侦查员智峰总协调。

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一丁点都不能放过——许多线索就藏在那些几乎看不见的东西里。

智峰也是身经百战：参加工作就干刑警，破过不少大案要案，荣立过三次一等功、五次三等功，受嘉奖多次。曾借调省公安厅参加过全省“骨头案攻坚行动”。

一起积压多年的情人谋杀亲夫案件，就是智峰侦破的。

五六年前，一对小夫妻感情破裂，女方有了外遇，男方拒不离婚。在一次争吵时双方动起了手，越打越激烈。女方叫来了情人。情人为了给女方出气，从厨房找出擀面杖和菜刀，抱住男方，让女方去打、去砍——活生生把一个人打死了。

人死后，他们清理了犯罪现场，制造自杀假象，企图掩盖罪行，当地公安局多次勘验现场，找不到犯罪痕迹物证，定不了罪。死者家属多次上访，犯罪嫌疑人几次被刑拘，又几次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智峰接手这个案子后，认为犯罪分子再狡猾，也不可能把现场清理得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那几天，他就蹲在犯罪现场，以平方厘米为单元，一点一点筛查。

最后，终于在门口的鞋柜夹缝中找到了一滴干涸的血迹。

那一滴干涸的血迹，干涸到不仔细看会以为是一个什么小污点，位置在最底层鞋柜夹缝之间——那个位置，除非你趴在地上、把脸贴到地面，否则永远看不到。

法医检验结果：死者血迹。喷射状。符合打斗中被刀砍中后喷溅的特征。

那一滴血，把所有谎言撕碎了。

当你把物证交给智峰的时候，你不必催促他、不必叮嘱他、不必担心他会漏掉什么——所有人只需要做一件事：等。

第三路：负责走访排查，由古丹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常愚波牵头组织。

古丹县历史上有种植罂粟的习俗。改革开放后当地跑运输的人多，为缓解熬夜疲劳，抽“料子”之风就泛滥起来，毒品问题相对突出。

禁毒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人口管理。常愚波是个肯下苦功的人，在开展涉毒人员管控时，一并把其他重点人口也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的理论是：人是最可变的，重点人口涉毒涉罪的潜在风险最大。

这个笨功夫没有白下。后来许多疑难案件的线索，都是从他的“活档案”里翻出来的。

第四路：负责电信和网络数据分析，由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宋利军牵头落实。

宋利军是通信兵出身，心思缜密，推理能力强，转业到公安局就在技侦支队，从数据分析员干起，一步一步做到支队长。全市就一套技侦设备，这些年手机使用普遍，申请技侦支持的案件就多起来——技侦支队是工作量最大，也最为忙碌的。

宋利军的一个特点是越忙越来劲，忙而不乱、忙而出活，往往是支撑别的警种破案，却自己抢了头功。大家对他是又爱又“恨”。

有一年“网上追逃”大会战，他一个人抓回58个逃犯，其中一个逃犯已隐匿21年——宋利军凭着对其妻子通话记录的研判，最终锁定其藏身地。

在技侦圈子里，他有句名言：“只要他用过手机，我就找得到他。”

第五路：负责后勤保障、综合协调、舆情引导、资料汇总等，由古丹县公安局警保大队大队长王冀鹏具体负责。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不了解公安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句写在警校教材上的套话；但对于驻扎在古丹县的专案组来说，这不是套话。

集中调动上百人在古丹县——住宿、吃饭、车辆、油料、办公耗材、勘查装备、防护用品——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根不能断的链条。古丹县的招待所一共五十几个房间，专案组来了之后全满，后来的人只能住进县局旁边租的民房，早上刷牙要在院子里共用一个水龙头。

王冀鹏话不多，手里总夹着一个旧文件夹，谁缺车、缺油、缺盒饭、缺采血管，他都能在最短时间里补上。他的兜里永远装着三块充电宝。

五条线，同时铺开。

互不依赖，互不等待。

每一条线都在和黄金七十二小时赛跑——不是在和别人赛跑，是在和线索的衰减速度赛跑。一个指纹过了七十二小时可能还在，但一个目击者的记忆、一个嫌疑人的行踪——过了这个窗口，就会大打折扣。

当夜，在所有人都领了任务离开之后，徐克把五份行动计划摊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有些地方他用红蓝铅笔画了横线，在旁边写了批注——“烟蒂检验加急”“饮料瓶口唾液——务必提取”“现场——再复勘一次”。

审完，他把红蓝铅笔搁在桌上，揉了很久的太阳穴。指关节在眼眶上下的位置按压，然后压到太阳穴，再从太阳穴压回来。

那段时间，专案组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李大武盯实验室，智峰蹲现场，常愚波带人进村入户，宋利军守着通信数据，王冀鹏则像一根不显眼的轴——把车、人、物资和经费勉强拧在一起。

每条线索都被追查、每个嫌疑人员都被排查，刑警们像猎犬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

专案组把三楼会议室临时改成了指挥部。

墙上贴了一张巨大的古丹县地图。地图旁边拉起白板，白板上按时间、地点、物证、人员四类写满了线索。

第一天晚上，红笔写得最多，线索都用红笔写；

第二天开始，黑笔和蓝笔越来越多，黑笔记已排除线索，蓝笔记还需深查线索。一周之后，白板上出现最多的字变成了“排除”。

李大武几乎住进了实验室。每一路发现可疑对象，采血送检后，李大武都亲自上手，第一时间检测。有人劝他回家歇一歇，他摘下手套，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我睡得着？三个孩子身上就剩这点会说话的东西。我怕它们被我听漏了。”

智峰带着人把窑洞周边翻了一遍又一遍。枣刺里挂着的布丝、坡底的饮料瓶、沟边的脚印碎痕，哪怕看上去像无用杂物，也都被编号拍照。他的裤腿被枣刺划破，血渗出来，他都没在意，直到一个年轻民警提醒，他才低头看了一眼。

“这点血算不了什么。”

常愚波的走访最苦。

农村里消息传得快，也乱得快，有人说见过陌生男人，有人说听到过摩托车声，还有人说西沟以前闹鬼。常愚波不笑，也不训斥，他把每句话都记下来，问清时间、地点、方位，再一条一条交叉核对。

到第五天，他的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仍然拎着他那个结着厚厚一层茶垢的大号水杯进村。

宋利军守着数据。

他把基站覆盖图、案发时间段现场活动手机轨迹铺在桌上，像在看一张看不见人的地图。凌晨三点，指挥部只剩他那台电脑亮着。他突然拍了下桌子，所有人都抬起头。

“别激动。”他先说，“不一定是嫌疑人。是一个号码重复进出西沟周边。我先落地。”

到中午，那条线索被排除。宋利军把结果写上白板，沉默了几分钟，又坐回电脑前。

王冀鹏负责后勤，反而最不像“破案”的人。谁缺车，他找车；谁缺油，他找油；谁夜里回不来，他安排盒饭和热水。第三天晚上，他拎着一箱方便面上楼，看到高志勇还站在地图前，就把面放下。

“局长，人可以熬，胃熬坏了就没人干活了。”

高志勇没说话，撕开一桶面，热水刚倒进去，手机又响了。他把面推给身边的民警，自己拿着手机下楼。

那几天，古丹县城几乎没人真正睡着，公安局院里的灯一夜一夜亮着，家属在门口等消息，群众在街边议论，记者在外围打听。

每个人都在等一个答案。

可答案藏在黑暗里，连影子都没有露出来。

第一路DNA检测结果最先回来。

四个检测机构的数据完全一致。检材系同一人，血型为B型。多人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

技术人员不仅提取了常染色体数据，还提取了Y染色体数据。

常染色体像一张由父母共同拼出的画像——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代际之间不断重组。它适合寻找几代以内的近亲关系。破案时，它能直接判断“是不是这个人”或者“是不是近亲”。

Y染色体只存在于男性，由父亲传给儿子，几乎不重组。它不擅长判断一个人，却擅长指向一个父系家族。

换句话说：常染色体像身份证，Y染色体像族谱；前者问“是不是他”，后者问“他属于哪一支”。

因为常染色体在破案中作用更直接，当时全国建设的是DNA常染色体数据库，还没有建设DNA-Y染色体数据库。这份Y染色体数据暂时派不上用场。

但它后来——成了破案最关键的一把钥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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